如果人生中僅有一次機會，可以稱為幸運，而碰上三次機會，則一定不是因為上帝的垂青。曾經在萬丈光芒中轉身歸於平淡，只為了追尋心中的意義，在千萬次地對他人和自己發出疑問之後，終於等來了灑滿陽光的回答。
一切並非理所當然
你曾經說到過一個例子，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到朋友家作客，他指著整座房子說那是他祖父造的，門前的樹是他父親種的，對於文化與財富的積累，你都非常羨慕，在你成長的年代，沒有這兩方面的積累是最大遺憾嗎？
楊：我們的祖輩和父母是被均貧富的，我們的財富經過一次次的掃蕩，文化也一樣，歷史的延續感根本就不存在。就算穩定的發展從80年代算起，我們的財富什麼時候能數出一個代來？我曾親眼看過父母把僅有的幾十元工資分出來供養他們的父母，把餘下的非常節儉地貼補家用，簡樸的生活，使我們幾乎忘了物質的快樂。記得80年代初父親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回來時領到了令人羨慕的配額，全家連夜商量如何湊足外匯券，再雇一輛平板車到出國人員服務部購買冰櫃，而當那件貴物終於進了家門，真是歡天喜地得跟過節似的，每一樣東西來得都那么不易，你只有一個配額，必須在冰櫃與洗衣機之間來回抉擇。我們這代人經歷過物質貧乏的年代，我們深知一切都並非理所當然。
60年代出生的人從街邊的油條鋪吃到了麥當勞，而如今的新生代會認為麥當勞和巨型超市應該理所當然地就在那兒，你以為新生代與你們這代人的主要差異是物質上的嗎？
楊：不，他們的精神比我們自由和幸福，而我們則有不為他們所知的豐富。我是一個獨生女，但從未有驕嬌二氣，小時候掃地、洗碗、換煤氣罐都是我的活，貧窮讓我知道在菜市場怎樣挑選又便宜又好的菜。直到我結婚時母親還非常感慨，我外婆送給她結婚的紅寶石戒指當年懼怕抄家放到廁所衝掉了，以至於女兒結婚送不出一件像樣的禮物，父母那代人一貧如洗，一百塊錢就是他們送給我的結婚賀禮。我心存感激，作為清貧且清高的知識分子，他們給了我愛與原則、健康的心態和溫暖的情感，使我無論遭遇到什麼都始終相信人世間的真善美。
由於社會巨大變革帶來的思考，也是成長時代給你的饋贈？
楊：我們的內心經歷了一次次的否定，由於價值觀的變化而非常迷惘。6歲那年我牽著媽媽的手到泥濘的市場買菜，突然問媽媽一句：“你說每個人不是都會犯錯的嗎？那毛主席犯過什麼錯？”媽媽當即大驚失色。那時候孩子的心中有神，毛主席去世後，我問老師，是否以後我們還會到礦山當童工？思想的禁錮不是一天打破的，開放和自由的生活觀念也不是一天到來的，記得讀國中的時候，每當夏季來臨，穿裙子上學成了女孩的頭等大事，我們幾個女同學必須“拉鉤上吊”，約好同一天穿，以免特別突出被斥之為“臭美”。80年代初如果穿牛仔褲，帶蛤蟆鏡，手裡拎著一個錄音機，那就是個標準的小流氓。也許正是當初的極端偏頗，才使我們這代人如此追求完整的人格和人生。
人生減法
在《正大綜藝》如日中天的盛名中轉身離去，這種勇氣從何而來？當你決定做一道由名人、明星到記者、普通人的人生減法時，你可以預計自己的今天嗎？
楊：父親在很早的時候就給了我一個坐標，他讓我知道什麼是值得羨慕、什麼是不值得羨慕的。誰家今天豪客滿門，誰家的車進了中南海，他從來不屑一顧。直到今天，他仍然認為那些錯過的晉升機會並不足惜，平生最大的榮耀是退休那年北外全系同學評選“我心中最尊敬的老師”，他的得票率為98%.在跌跌撞撞的生活歷程中我漸漸悟到，人生的軌跡不是由你想要什麼組成的，而是由你不想要什麼組成的。
這個觀點好像跟惠普CEO奧菲麗娜一樣。
楊：剛進電視台時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慢慢地發現按部就班、人云亦云的工作模式我不想要，而在話筒前做一種臉面工作也越來越沒有成就感，於是想做製片和撰稿。不久發現這些都有太多的重複性，好像看到了自己40歲以後的影子，才開始尋求改變。當時我並不清醒，惟一能肯定的是，我不要這樣的生活。
赴美留學給你帶來了什麼？
楊：親自感受了不同國籍、民族、宗教信仰帶來的人的巨大差異，還有面對不同的教學體系和學習方法進行的艱難適應。記得大學時讀《約翰。克利斯朵夫》，我從頭到尾都看得心驚肉跳，為主人公私生活的荒唐和不斷地觸犯權威而慌亂，甚至最後他在寧靜的田園中找到與上帝的溝通，都讓我不可思議，這部傳記小說對我們的教育標準提出了很大的挑戰。而當我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傳媒專業就讀後，我明白給世界一個標準答案是極不現實的。
你的同學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你從那時起才開始培養自己的全球觀點？
楊：我的一位同學的自我介紹是這樣的：我的祖母是德國人，祖父是比利時人，母親生在巴西，從小我便跟著當外交官的父親走遍了全世界，因此我是世界公民。我來自一個民族國家，看問題的角度和觀點當然跟他們不一樣。每當關於國際問題的集體討論，中東學生與以色列學生立場完全不同，而韓國與日本學生觀點衝突也是常事，人們都從他個人的角度得出結論，而慢慢地你也會去理解或去欣賞那個與你完全不同的結論。經過那段歷程，才真正具備了開放的心態。就在上星期，我採訪基辛格時問他，“你怎么看待和平？中東問題有無一次性解決方案？”他意味深長地答道：“任何認為對這個世界有一次解決方案的人都是不負責任的，和平只是不斷衝突中的一個間隙，維持和平特別困難，而衝突的發生卻非常容易，衝突與發展並存是21世紀的主鏇律，人類沒有永久的和平。”
人的差異是如此的大，而統一的標準幾乎完全不可以。這就是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你對那些玫瑰色的展望並不熱衷，卻在《百年叱吒風雲錄》中讓人們少一點盲目，多一點思考的原因？
楊：人類在過去的100年學會了在流水線上生產汽車，走進電影院去超越現實，飛機、坦克、核子彈應運而生，人類登上月球，進入網際網路，同時必須學習面對全球性經濟危機和愛滋病……戰爭奪去了千千萬萬的情感和性命，而誰又能保證21世紀的人不再重蹈覆轍？時間是條綿延不絕的河，流向你我都不知曉的地方，我們不斷地思考，但也許永遠不可能有終極的答卷。
千萬次地問
人們都說眼見為實，在你“以提問為生”的生涯里，你遭遇過親眼所見並令人懷疑的事嗎？
楊：前幾年在河南出現過一個共產村，村民的房子、家具、電視、窗簾都是公家發的，一切平均分配，這讓我本能地產生了懷疑。我並不認為這種模式對中國有著典範作用，因為當農民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僅停留在發兩個雞蛋大蔥的話，那真是件危險的事。一切都取決於村長的廉潔和操守，實際上在實行著另一種“人治”，我在片中提出質疑：誰來決定發多少東西？誰來保證幹部的廉潔？誰保證鄉鎮企業以後只盈不虧？而本地人與外來打工者的差別待遇已經是一種剝削。我從不相信完美的謊言，有缺陷的世界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加上鳳凰台《楊瀾工作室》所做的人物，你一共採訪了全世界250多位名人，他們當中誰令你記憶猶新或特別感動？
楊：王光美。過去人們只知道她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並不知道她是一個原子物理學碩士研究生，還是李政道、楊振寧的師姐。當初她獲得芝加哥和史丹福大學全額獎學金時，在邁上留學之路的關口，轉而去了延安，她完全可以有不同的人生，然而因為理想的激勵，她讓真性情替自己作了選擇。
文化大革命中連劉少奇都不敢替自己說話時，她站出來替丈夫辯護。有一次紅衛兵設計扣住他們，王光美特別鎮定：“你們不是要找王光美嗎？不是王光美的馬上走。”實際上保護了劉少奇，而自己則站到台上接受批鬥，我們小時候都看過醜化她的漫畫，脖子上掛著一串桌球。那時只要有一絲動搖，她就會被風暴吞噬掉，信仰和家人她都沒有背叛。
我覺得最讓人感動的不是她的堅強，而是她的寬恕。身陷監獄12年，丈夫被迫害致死，可“報復”兩字她從未想過。我問她，當年6歲的小小當著你的面唱打倒劉少奇的兒歌，這個教她的人一定是身邊工作人員，你就不作任何調查嗎？王光美淡淡地說：“查出來這個人不就完了嗎？”人真是一種奇蹟，每當遇到這樣的人，我對人類的信心又多了一分。
有一句詩說，只管走自己的路，腳下的鮮花自會為你開放。
楊：我常常被問及成功的秘訣，其實不外有三：第一，自信和他信；第二，遇到不公平的事有正確心態；第三，先為別人創造，建立良好的人際氛圍。當今即使一個科學家要出成果，也不可能一個人全面包辦，在個體勞動越來越不重要的今天，合作尤其可貴。當然，每個人成功的關鍵都不一樣，如果你是膽怯的人，成功的關鍵是勇氣，如果你是一個愛冒險的人，成功的關鍵可能是廣納博言，我始終認為，面對過去我們要問問為什麼，而面對未來，我們則應問問為什麼不？
在沒有夢想和夢想實現之間
你在十大新銳人物頒獎典禮上對長沙大學生說，當主持人的時候規定主持人不可以參與幕後，我問自己為什麼不，而參與幕後製作之後發現與製片人有一段距離，又問自己為什麼不，成為一個製片人後再問自己為什麼不做一個主題頻道。你的“陽光衛視”顯然是這些“為什麼不”的結果，為什麼你的頻道會鎖定歷史文化與人物？
楊：我從小對歷史有一種痴迷，僅有的《上下五千年》、《戰國故事》和《古希臘傳說》都讓我翻得起毛邊了。高三畢業時，我基本達到你翻開歷史書的哪一頁我都能答出其中的問題，包括歷史事件的年份及註腳。那年我和吳征去雅典，就非常感慨於那裡的絕世景觀及人文風情。桑托林島的顏色有兩種：黑與白。主城在300米高的峭壁上，民房遠遠望去，猶如高天流雲。這兒時間是緩慢的，陽光是純淨的，可這一切每隔半個世紀，就要經歷一次毀滅性的打擊。最近發生的大地震就在50年代，可人們撤走了，又回來了，房子倒塌，又重建，人們忙碌、快樂，完全對大自然的咒語充耳不聞，我就是嚮往這樣不朽的歷史和文化。至於做人物，我一直相信人一定會對人的故事與心路歷程最感興趣。人的命運會動人心魄、盪氣迴腸。
美國僅有200年歷史，但歷史和人物傳記可以支持兩個頻道，且利潤不菲。從世界傳媒界來看，主題頻道是一種必然趨勢。你憑藉激情創業，但“借殼上市”這一漂亮之舉，僅憑激情就可以做到嗎？
楊：我周圍的條件是長期積累起來的，媒體一度稱我是中國最富有的女人，但那是股票！我收購的良記股份在兩個月內暴漲20多倍，人們把8.4億港元和配股後籌到的3億元都算在我的財富賬本上，真是一種虛名。雖然我本身做媒體，但正如《紐約時報》總編托品教授所言，媒體並不是一個不需要監督的天使，它有很多致命缺陷，且沒有藥方！因為它自己的某些運作規律，有時它也煽風點火、製造謠言、幸災樂禍，當大眾情緒達到一分時，媒體往往說二分，達到二分時，媒體又說三分，就說最近關於吳征退出新浪董事會主席之職的事來說吧，本來就不存在什麼內幕，媒體仍然猜測紛紛，說到底，至今我們還是新浪第一大股東嘛。
聽說“陽光”併購了“京文”，這一塊的發展是你們下一階段要打的重點戰役嗎？
楊：併購中國最大的音像出版集團京文公司，標誌著“陽光”不再是一個電視台而是真正的媒體集團。我們是一個內容供應商，目前已進入美國主流社會有線電視網。我們集中開發的這塊節目內容有很強的資訊性，而京文在互動教育方面的設計能力是非常強的，教育市場很值得開拓，多種運作模式和收入渠道會使企業更具規模和發展潛力。如果是單純的電視台，今年廣告2億，明年不可能達到4億，廣告份額不會按如此的比例增長，所以，將來我們的增長空間也許由出版發行這塊帶來的動力更大。
蕭伯納說人生的悲劇在於沒有夢想和夢想實現。你非常幸運地行走在兩者之間，且充滿激情。財富是支持你行走的最大動力嗎？
楊：財富給所有能駕馭它的人帶來了極大的自由，這對理智的人是好事。我的數字財富其實就是我的公司，在我傾力去打造它的同時我沒有忘記一個道理，那是當了母親之後的我自己悟到的：很多事情，你只要像對待孩子一樣讓他慢慢地成長，自然會有開花結果的那一天。人只有對遠景充滿期待，才不會焦慮，也才會從容面對一切。
心，是最嬌嫩的地方
從很早起讀你的文章到今天，覺得當中最為動人的是你與大自然交往的過程，你讓兒子去認識自然這位人類的母親，那么仔細地述說每一次旅行的感受，大自然真的擁有什麼樸素的秘訣讓你成功嗎？
楊：大自然讓我找回自己的心，不管曾經在哪裡迷失，不管迷失有多久，它都會幫我找回來。今天，當許多人不惜重金美容換膚的時候，大概都會忘記：心，才是最嬌嫩的地方。大學的時候，我和女友去登上了黃山，無法形容當時的感受，只知道拚命吸取那濕漉漉的綠色，並積攢起來，好留給日後某個乾燥枯敗的日子。帶著“流光容易把人拋”的少年傷感，我們既痛苦又慶幸。其實只要你打開心扉，成長中必然經歷的溝溝坎坎，自然母親都會助你一臂之力。
高中階段的聯考壓力人所共知，而你常提到的那條通往中學的鄉間小道卻給你帶來無限慰藉？
楊：那是屬於我個人的享受。四季蟲鳴、田野風雨、滿耳的流水聲便是我的“隨身聽”，那些從不抱怨的農民，給我帶來了極為樸素的美感，直到我從事電視工作後去鄉間採訪，很容易就獲得了農民們的“通行證”，因為中學時代的耳濡目染，使我甚至知道捲心菜應該保持多大的苗距。
生活中的大自然和心中的自然在哪裡合併？你怎樣認識並豐富自己的內心？
楊：大學時的圖書館是我的精神家園。在那裡我認識了約翰。克利斯朵夫，他像火一樣渴望美和愛情，狂野和堅韌的性格令我無比崇拜。理想主義時代的我瞧不起功利，相信不懈的努力會帶來成功，我認真地思考著、痛苦著，多年來一直沒變，我以大自然和書本賦予的力量小心地看護著自己的心，它一直就在那兒，從未被損壞。
所以你在紐約仍然愛著北京人愛的雪，旅途倦了就約先生去碧海青天洗心？
楊：這是我無法改變的選擇。
來源：中國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