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四月天，千禧之年公祭大禹陵開始嘉賓雲集，列隊登山，進入正殿鞠躬祭祀。抬頭瞻仰大禹，寬袍大袖，冠帶端莊，五綹長須，帝王福態之相。我們想像中都見過大禹其人吧，戴草帽、赤腳、露臂、鬍子頭髮是凌亂的，常沾滿污泥……抗洪的勇士們想來更有切身的體驗。我們想朝拜抗洪中的大禹本人、本色，而不是這個概念中的帝王模式。
從大禹想到岳飛，西湖岳王廟中的岳飛，也是一樣的衣冠楚楚的福相。《滿江紅》中怒髮衝冠、壯懷激烈的岳飛早銘刻在我們心中，正因英雄衛國的將軍被害於風波亭，才引發了千載人們的憤怒，激發了千載人們的愛國熱忱，讓後人膜拜。應塑造被害前瞬間的岳飛，那悲壯的一幕才是歷史的真實。
中華民族難道總只講寬恕、中庸，嬉笑怒罵就不成文章？羅丹塑造加萊義民，六位步向斷頭台的義民之悲壯被刻畫得淋漓盡致，作品成為千古絕唱。如果以我們傳統的觀念來塑成六位衣冠楚楚、正襟安坐的紳士，恐加菜市民就不肯批准。諸葛亮，這位嘔盡心血的儒將，當極具獨特的藝術風格，也無例外地成了五綹長須的福態菩薩。
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菩薩者官也，土地、普陀、閻羅……無論官階高低，一成菩薩，便衣冠楚楚，圓臉團團，統統都是福態模樣。這是由於官本位的思想主宰還是藝術匠人的無能呢？不該譴責藝匠們。山西晉祠聖母殿的泥塑，其作品感人者是那些侍女被塑得栩栩如生，而聖母本人卻比較概念化了，聖母么，不敢窺其喜怒內心，她同觀音一樣，永遠是菩薩身份，從外貌到心臟都只是一堆泥。閻立本畫的帝王像雖是珍貴文物，但他畢竟只敢畫霸業已成之帝王架式，不敢表現李氏之人物真容，而西班牙的戈雅卻敢冒大忌刻畫了皇上的奸刁肖像，雖激怒了皇上，傑作卻永遠流傳。
兩千年來被膜拜的基督像是赤身裸體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殉道者，所有華麗教堂的核心竟是一具赤裸的屍體，這與我們對菩薩的概念形成了太大的反差。宿。故此，埃及國王對建造宮殿神情淡漠，卻殫精竭慮於建設墳塋。”
凡是建築，今人都求其有一種實在的用處，殊不知對普通百姓而言，精神作用的品格更高。古之當權者，正著眼於此。有些殿堂，把對一個民族的緬懷延續得比其存在本身還長。一代偉人去世之後，他生前的府邸，比死後的墳墓，更加虛空：陵墓至少有用於其骸骨，而巍巍宮室，焉能保存其昔日的歡情於萬一？
可是，小小一方墓穴，不論對誰，亦已足矣。如馬錫安·莫雷所說，六尺之上，於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也綽綽有餘。在樹蔭下，與在聖彼得大教堂的穹頂下，同樣可以讚頌上帝；住在茅草棚，與身居羅浮宮，也一樣過日子。這種論調有失偏頗。一個根本不知藝術為何物的民族，比之於留下輝煌的天才痕跡的民族，未必活得更為歡快。早先說牧人生活得無憂無慮，在林間優哉游哉，世人現已不信。因為他們知道，樸質如牧民，為殺食鄰人的羊，會不惜大動干戈。他們棲身之處，牆上既不會攀滿悅目的蔓藤，洞裡也不會飄浮芬芳的花香；而往往濃煙嗆人，給發酵的奶酸氣憋得透不過氣來。從詩或哲學的角度看，一個弱小種族，尤其還處於半開化狀態時，似更能體味各種生趣；但無情的歷史，卻使他們吃盡別人的苦頭。
在我，決不會把建造一座偌大金字塔的國王看作神經不正常，相反，倒會視若—位胸懷寬廣的君主。以築造陵墓來戰勝時間，讓後人、習尚、律法、世世代代站在靈柩前為之心折，如此念頭，不可能出諸凡庸的心靈。如果說，這是驕狂，那至少是一種好大喜功的驕狂。要說虛榮，建造像金字塔這種能存跡三四千年的虛榮，千載之下，自可算作一樁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