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家風作文

家庭作為孩子文明養成的最初的搖籃,首先是從養成其合乎禮儀的行動規範開始的。如下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也說家風作文,希望對大家有所作用。

也說家風作文篇【一】

上個世紀初年,梁啓超在主持《新民叢報》筆政時創造了下筆氣勢如虹,讀之使人酣暢淋漓的報章體散文,起到了示範天下、從風回響的啟蒙奇效,一時士林仿效紛紛,舉國欲狂。胡適感嘆:“梁先生的文章,使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誰知十來年後,梁啓超這位當年“言論界的驕子”在寫給子女的家書中,竟似乎效仿起五四文學青年冰心的文筆。梁容若指出:“(任公)有一部分白話信件,自然真摯,充滿情趣,可以說是絕代妙文。有些寄給子女的信,看出似乎是模仿謝婉瑩女士《寄小讀者》的筆調。文壇名宿梁任公,追隨後進的胡適之,從風而靡,這是有人指出過、惋惜過的,卻絕料不到暗暗的他正在向小兒女行輩的少女作風看齊。任公的進取、虛心、無我,真夠令人驚嘆了。”

近讀俞祖華、俞夢晨的新作《像梁啓超那樣做父親》(山東畫報出版社20xx年版),我們不難體會該書主人公精心、細心、耐心教育子女的一片赤誠、一番苦心。梁啓超以其愛心與智慧成功締造了“一家三院士,滿門皆才俊”的家教傳奇,為世人貢獻了難以複製、堪稱奇蹟的成功案例。按其將教育分為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的說法衡量:智育方面,以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禮三院士為代表,梁家九個子女個個成才,滿門俊秀。情育方面,其子女個個對家國故鄉情深意篤,九個子女中七個有海外學習與生活的經歷,最後都學成歸來報效國家;除思忠早逝外,其他子女都有幸福的愛情與美滿的婚姻;又都按父親“人生在世,常要思報社會之恩”的教誨,有著關愛社會、奉獻社會的責任感。意育方面,梁家子女不懼挫折、常思進取,經受住了苦難、困境、逆境的磨礪與考驗,他們不依賴父輩的聲名,而靠自強自立書寫了各自燦爛的人生篇章。

梁啓超關注著兒女成長的每一階段,從早期幼教,到學校教育,到他們出國留學,再到學成回國、談婚論嫁、就業擇業,子女人生的整個過程都不會游離梁啓超的視線。在全程關注的同時他又注意對子女的智商、情商、意商、財商進行全面培養,在其引領下,子女們個個都得到了全面發展。他在兒女們面前亦莊亦諧,亦師亦友,亦尊亦親,扮演了親情上的好父親、心靈上的好朋友、學識上的好老師、人格上的好榜樣等多重角色。

梁啓超的親職教育理念先進,方法得體,且別具特色。理念上,他強調教育就是教人學做智仁勇兼備、知情意全面發展的人,學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學問則次之;他注重幼學、女學,強調“人生百年,立於幼學”,提出“欲強國必由女學”;他注重個性主義教育,從來不強迫子女學習所謂的熱門專業,而是鼓勵子女按照自己的興趣和個性,進行差異化的學習;他主張趣味主義,希望兒女不僅從專業中獲得趣味,也從人文、藝術、遊戲、現實生活中多渠道增進自己的興味。方法上,他努力營造有利於孩子成長的溫馨、和諧的寒門家風,以書香盈門的家學涵養智育,以其樂融融的親情陶養情育,以“儉以養德”的寒士家風培養意育;他注重授子女以“漁”而非“魚”,主張“教人當以方法為主”,給子女傳授了鳥瞰、解剖、會通的“三步讀書法”與“‘猛火熬’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互動著用”的治學方法,更傳授了實現精彩人生的生存經驗、生活智慧。梁氏家教的最大特色是充滿愛心,洋溢親情。父親寫給兒女的書信處處滲透著熾熱的情感,親切的稱呼、細緻的關懷、深情的思念、真誠的告白、娓娓的訴說、諄諄的教誨,無一不在充分展露深深的父愛。

書中還概括了梁啓超教育子女所遵循的一些重要原則,如:言談舉止的“小道理”與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兼顧,圍繞“教人學做人”一個目標;“爹爹雖然是摯愛你們,卻從不肯姑息溺愛”,寬嚴相濟,突出一個“愛”字;“潤物無聲”的感化與“擲地有聲”的點化結合,爭取達到一個好的效果。他的一些教子箴言,例如“處憂患最是人生幸事”“悲觀是腐蝕人心的最大毒菌”“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吾家始終不能享無汗之金錢也”,經得起我們掩卷長思、反覆玩味。梁啓超雖然去世已近一個世紀,但他教育子女成才的經驗與方法,對於當下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們仍然具有彌足珍貴的借鑑價值。

也說家風作文篇【二】

二戰前,歐洲學者曾探討,四大古文明為何只有中國文明屹立至今?結論是“可能中國人特別重視家教”。

重視人倫情感,是中華文化的突出特點,也是中國人對人類文明最突出的貢獻之一。漢字“孝”的形義,不僅是“子”承“老”,而且是“老”傳“子”。中華文化的人倫情義正是通過家庭代代相傳。

中華的傳統美德深深紮根於百姓日用倫常之中。大儒董仲舒提倡“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對此應該看到附著在其上的封建性,但也要發掘其中重視人倫的優良傳統。有大家曾言“中華文脈已斷”,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政治化的倫理獨尊,百姓日常人倫被邊緣化,被衝擊,幾近斷裂。但也應看到,這種判斷未免悲觀。進入新時期以來,國家不斷對道德方面的綱領性檔案進行著調整,重振日常生活中的倫理與道德建設。例如: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加強“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兩大領域建設,十四屆五中全會加上了“家庭倫理道德”領域,後定為“家庭美德”建設。20xx年xx大又加上“個人品德”建設——符合傳統儒家先“修身、齊家”,爾後“治國、平天下”的觀念。與此相應的是引導社會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之外的“家庭責任”。

思想道德建設,既要有頂層設計,又要從貼近民眾、貼近生活的細微處著手。現代心理學已證實,嬰幼兒的早期記憶影響一生一世。這正合我國的俗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孩童的生活環境主要是家庭,好家庭是良好的成長沃土,好家風是優良的生態環境,好家教是高尚的精神滋養。優良的家風與家教,還可對“惡”防微杜漸,20xx年公布的未成年人犯罪情況年度報告說明,未成年人犯罪最重要的因素是家庭環境、親職教育。倫理感與道德感的養成,當從百姓日常人倫入手,從家風入手,從每個人自小如何待人入手。

家風家教的喚醒和建設,是適時的善舉,是道德建設從社會細微處抓起的具體措施、實際行動,是人倫教化的好載體,是延續優良文化傳統的好方式。我們要像搶救文化遺產一樣,梳理傳統文化資源,搶救家風家教,激活優良傳統的基因,喚醒傳統美德的基因。摒棄舊“三綱”中的糟粕成分,呼籲建設親子愛、夫妻情、師生義。唯有從社會最基本的細胞——“家庭”入手,才能夯實社會道德大廈的根基。

也說家風作文篇【三】

家、家族既是文明人類自我生產和繁衍的母體,也是社會組織結構的基本“細胞”,還是人類生命個體與社會組織生活之間的關鍵“連結”,因而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有鑒於此,我國古代圍繞家和家族產生了家譜、家訓、家教、家學、家風、甚至“家政”(朱熹語)諸義,西方則有政治家族、軍人家族、家族企業諸種。可是,由於長期困擾於兩種似是而非的俗見,使得近代以來的中國家庭認識一直模糊不清甚至大謬不然。一種見解是,因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國同構”特徵而使家和家族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包袱,仿佛不超脫其外則無以致中國之現代化。另一種與之關聯的俗見是,家庭家族因其自然血親的生命親緣關係和特殊的群集屬性而必與現代社會的公共化趨勢相悖,非但無益於現代社會的制度秩序建構,而且有礙於現代社會的公共組織和發展。據此,有人甚至把“家庭本位”與“社會本位”視之為古中與今西之文明文化的根本區別之一。可惜這兩種觀點都失之偏頗:前者既未真正理解中國傳統社會,也誤解了家庭和國家之間的複雜關係;後者不僅誤解了家和傳統社會,也未能全面了解現代社會公共化的豐富內涵。

作為人類自我生產繁衍的核心單元,家、家族確乎難免其自然血親的屬性,但人類的自我生產繁衍決非純粹自然的生命事件,它關乎人性、人道、人倫;而作為“社會細胞”,家庭也決非僅僅是社會組織的開端,更是社會文明教養、德行培育和文化傳承的第一驛站。故此,家教、家風、家學才具有優先、初始、前提預製的特殊文明暨文化意義。顧名思義,所謂家教即親職教育或教養。所謂家風即作為倫理親緣共同體的家庭(家族)在長期的家庭生活傳承中,逐漸形成和積澱起來的日常生活方式、家庭文化風範和道德倫理品格。

無論中西古今,家教都是人類教育和教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最初始、最基本、最具內在價值體認和內在認同連貫性的教育和教化。與普通的知識教育不同,家教更注重人文禮俗和道德倫理的教養,是一種真正純粹的德行生命養育。《說文解字》云:“育,養子使之善也。”家教是家風形成的基礎,家風是家教效應即家庭或家族道德倫理風範和文明教養水準的外在顯現,家訓則是維護家風的基本規範體系。各家自有各家的規矩訓誡,各家的家教方式、程度和效果亦有不同,故而各家的家風也會相互見異。但家教家風的內涵卻互有重疊。一般說,勤儉治家、誠實為人、寬厚處事、崇學尊禮、溫良恭讓、善良寬容等等,當是諸家治持教養、光耀門庭的基本美德倫理。家學在傳統社會雖未普及,但對於一些殷實富裕且崇文重學的家庭和家族來說,家學不僅可以形成傳統,並且對家教之醇和家風之正大有助益。

家教家風與整個社會教育和社會風氣有著密切關聯。毋庸贅述傳統社會家教之於民智開啟(比如,蒙學)和民風淳化的歷史經驗,僅就現代社會而言,家教不單依舊是整個社會教育體系的第一環節,更是現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德行奠基。所以,人們常把家教看作是養成人格美德的搖籃,將家風視為民風國風的風向標。一個缺乏基本家教而能成為合格甚至優秀社會公民的現代人是難以想像的,一如現代教育低下卻能進入現代化先進行列的國家不可想像一樣。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還告訴我們,當一個社會或國家遭遇道德文化挑戰,民智待開、民風待舉之時,家教和家風的地位和作用便更為凸顯,更值得社會關注、激勵、期待。易言之,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之家教家風的改進強化,必定大大改善和強健整個社會肌體的活力。即使在社會轉型、國家巨變、民族遭遇危機的宏大進程和關鍵時刻,家教家風亦能發揮其鋪石以開大道、培林以挽狂瀾的巨大作用。滿門忠烈的楊家將之於風雨飄搖的宋朝江山當是顯證。

20世紀以降,中國家學式微,家族家譜漸消,家教則逐漸被社會政治道德教化所替代,因而家風也慢慢淡出現代社會文化評價視野。這固然是現代性文化擠壓的後果,需要認真反思。事實上,現代社會的公共化程度越高,家教家風愈顯珍貴。現代社會的公共化秩序不單單是巨觀制度系統的強化和成熟,更根本的還需要公民美德的內在支撐。當代美國倫理學家麥金泰爾看得深刻:對於一個缺少正義美德的人來說,普遍的正義規範約束效果等於零。社會公共性確實具有其巨觀結構的外在普遍性特徵,但人格典範、道德先進和品格卓越同樣是公共文化價值的精神根基,更是引領公共社會的內在價值力量。就此而言,家庭教養依然不可或缺,一如歷史之於現代社會的理解不可缺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