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裁湘軍、殺韋俊幾件事上，曾國藩亦頗遭非議，然而，這些亦不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的。
功過是非，只憑表面事實是不能給予正確評價的，況且，於歷史，於人物，誰又能說得清哪個是哪個非呢？以史鑑今，僅此耳！
“當官要讀《曾國藩》”，這句話，我亦不能完全接受，與其說曾國藩遊刃於官場，不如說曾國藩慎獨於私室；與其說曾國藩走向了封建社會官位的頂峰，不如說曾國藩達到了中國文人的極致！
看《曾國藩》，不難發現，曾國藩之所以能得以漢大學士受皇上賜酒的殊榮，確有他為官的一些手段、思想，然歸之根本，應為兩條，一曰看人用人，一曰謹言慎行。縱觀諸歷史人物，善用人有幾人可過曾者，嚴律己又有幾人能過曾者？言必思之，行必省之，私室而不妄議，獨處而不變習，於天命之年尚習字讀書，古稀之歲亦批文指示，能如此者，史能有幾人？有不用之理乎？
學而優則仕，這是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所逐漸形成的對文人的定位。於七十年風雨人生中，曾國藩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文人所有的特點，考科舉，中進士，點翰林，走仕途，以文報國，這就是中國傳統文人身上的獨有的根本的特點，幾進幾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一片忠心，剿除內匪，興辦洋務，曾國藩時刻以定我朝廷、興我中華為己任，這恰恰是他的中國文人思想在支持，而他也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
思曾之一生，惟八字耳：
志在盡忠，以忠酬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