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是農村地區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核心環節。加強對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的理論研究，對於解決農村公共文化產品服務供給問題，不斷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公共文化需求，保障農民基本文化權益，完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等，均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學術界對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展開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和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本研究①在中國知網cnki網站的“期刊”中，以“公共文化”+“供給”為主題，時間截止到2024年底，搜尋得到的記錄為215條，各年度的統計數見表1：
從上述列表可以看出，學術界對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的研究，基本上是與中央對公共文化建設的布局和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進程相一致的，研究數量總體上呈上升的趨勢。由此可以看出，學術界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研究已經從頂層設計轉向重點環節，從全國層面的總體研究轉向對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重點研究。本研究從五個方面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以期能對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方面的現有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總結，並成為後期相關研究的資料基礎。
一、供給問題的多維分析
(一)供給現狀的實證考察
近年來，學術界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查，對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與需求的真實狀況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到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一是供給不足與供給無效並存。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總量不足，已經被大量的實證調查所證實，但是，“農村文化需求與滿足之間的矛盾，不單是由農村文化缺乏造成的，而是文化供給過剩與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運動的結果”。①長期以來，“政府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側重於‘投資建設’，輕‘維護保養’;重有形物品投入，輕無形物品開發……習慣於用單一內容和統一模式化的方式向農村提供公共文化服務，忽視了服務內容和形式開發研究，文化服務的內容陳舊，形式單調，實用性差，農民參與和感興趣的程度不高”。②對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公共文化服務，缺乏差異化的供給往往是造成“供給過剩”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經費和人力上有特殊的投入，民族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才能更符合各族民眾的需要，也才能起到應有的成效”③。有學者認為，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無效，主要是由農村幹群關係不好、農民需求在供給中不能得到體現、供給沒有著眼於農民自身特點等原因造成的。④二是“被迫性”需求的存在。有學者認為，當前農村的一些文化需求並不是一種真實社會需求的體現，而是在經濟不發達，就業不充分的條件下，“被迫”進行的文化消費。“當前欠發達地區的文化建設問題首先不在於供給不足，而在於存在大量被迫性需求……當文化的欠缺來自於經濟的不發達時，經濟上的解決之道才是文化問題解決的根本，讓農民有充足的就業機會自然會減少農民的被迫性閒暇，從而還原農民對於文化活動的真實需求”⑤。三是需求表達不足。一些學者認為：“當前我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決策具有逆向性特徵，農民的需求表達嚴重不足，造成公共文化服務供需失衡。農民需求表達不足主要表現為農民決策主體地位的‘邊緣化’、需求表達內容次序與供給次序的不一致、農村文化需求表達精英化和非制度化，以及農村自治企業文化需求表達的異化等四個方面。需求偏好加總困難、投票規則的非科學化、前置意識形態的不當介入和農民需求表達主體的分散化這四個方面共同制約了農民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中的需求表達。”⑥四是供給不均衡。公共文化資源配置總體上在城鄉之間分配不均衡，在東、中、西不同地區的供給水平和能力存在依次遞減的問題。除此之外，學者們還研究了對弱勢群體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問題。胡楊玲和周林剛在對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的殘疾人公共文化消費進行調查分析的基礎之上，揭示了當前弱勢群體在文化權利上面臨的困境。他們認為：“既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還沒有惠及廣大弱勢群體，當前弱勢群體的公共文化消費水平十分低下。其中，個體地位結構因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政策傾斜性配置水平以及無障礙環境是制約殘疾人這類弱勢群體公共文化消費水平的顯著因素。”為此，“政府必須加大公共文化服務資源向弱勢群體傾斜性配置，構建專業化、社會化的服務供給模式，堅持服務為本的邏輯，構建弱勢群體的參與機制，並試點向弱勢群體發放文化消費補貼”。
(二)供需矛盾的結構分析
在對供給問題現狀描述的基礎上，學者們注重從深層次的供給結構進行分析：一是供給結構缺陷分析。學者們認為，由於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工作起步較晚，在結構上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運行鏈條有明顯缺環，其具體表現是：“缺少公共需求表達和收集環節以及與需求表達相對應的公共選擇環節;缺少民主透明的公共文化預算體系，投入中的監督和問責機制沒有形成;缺少公共決策的制度設計，從預算的執行到產品提供的諸多環節中，公眾參與的環節缺失;缺少公民社會參與的制度設計，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模式不完善;缺少智力支持和社會監督的機制，專家系統和公共媒體的作用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有效運行的各類保障，如有關制度、機制、法律等還有重大缺失。①二是結構性失衡根源分析。孫浩認為：“固化的城鄉二元分治結構和不合理的文化服務供給結構是理解和找尋體制性障礙的現實基礎;深入到這種失衡結構內部，發現維繫這種結構運轉的政府權力高度介人的管制性文化行政體制、非公共性的財政投入體制和壟斷性的供給生產體制，進一步固化了文化服務供給在城鄉和供需之間失衡的矛盾，拉大了城鄉公共文化服務的差距，造成了文化資源的浪費和有效供給的不足並存，並衍生出眾多的文化治理亂象。”②阮榮平等人則認為，供需結構失衡的部分原因在於公共文化的公共物品屬性，但更多的則是供給體制的因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