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是申訴者提請美國商務部和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立案，要求對本國企業和產業在進口衝擊下所遭受的損害予以調查。其次是商務部與國際貿易委員會進行調查，並做出初裁與終裁。商務部負責調查進口產品是否有傾銷行為，而國際貿易委員會則負責調查進口產品是否對其國內產業帶來實質性危害。如果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對同一案件的終裁都是肯定的，商務部將頒布徵收反傾銷稅令。
關於具體案件的最終裁定受到何種因素影響，學界主要從政治和經濟兩個領域進行了分析。政治領域視角的觀點認為，國際安全從國際體系層次影響了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裁定。[1]漢森認為美國國會對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裁定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2]此外，經濟體身份也被認為是重要因素。麥可・摩爾認為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決定中，開發中國家比已開發國家更有優勢。[3]溫迪・漢森等人則認為歐洲等已開發國家遭遇保護主義小於非市場經濟國家。[4]經濟領域的視角也提供了諸多豐富的解釋。謝建國、沈國兵總結了諸多經濟學視角中的觀點，認為美國國內失業率增加、美國的工業增長率下降、美元兌人民幣實際匯率上升都會導致美國對華反傾銷明顯增加。[5]
上述研究主要關注政治學和經濟學視角下的各種影響因素，它們都忽視了一個重要的行為體――申訴者。申訴主體通常是美國國內產業有關代表，他們以書面形式同時向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立案申請。成功立案後，申訴者會繼續跟蹤案件進展，為了促使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做出利於自己的裁定，申訴者會做出各種努力，包括出席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聽證會、通過國會和行業協會進行遊說。申訴者作為案件的原告，作為最直接的行為體，自始至終都在關注案情的發展，從案件的立案到初步裁定和最終裁定，申訴者一直都在進行各種努力，以使案情朝著利於自身的目標發展。本文將以1980年至2024年的數據為依據，對長達30年的申訴者數據進行分析(所選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資料庫)，以此對美國反傾銷申訴者行為進行研究，並評價其效果，從而給予中國應對美國對華反傾銷以啟示。
申訴主體行為的制度基礎以及研究變數
反傾銷申訴者作為社會經濟行為體，也屬於社會利益集團，會努力爭取自身利益。美國制度非常健全，制度在引導社會經濟行為體獲取利益方面起著推動和規範作用。所以本文擬從制度層面探討美國申訴者的行為。
1美國的遊說政治與申訴主體身份。美國政治確立了分權體制。在分權模式下，權力中心之間相互制衡。制衡的政治自然為多元的社會行為體提供了充分的活動空間。“美國分散而多元的政治體制允許各社會團體為自身的利益遊說政府，利益團體對政府的合法遊說便成為美國政治中的一個基本特徵。”[6]在這一制度下，遊說成為美國政治中的常態。原本美國利益集團的遊說一般主要針對國內事務議題，但是隨著美國在19世紀末逐漸成長為全球大國，並在二戰後在全球推動貿易自由化，美國國內政治與對外經濟事務聯繫起來，國際議題也很自然地與美國國內利益集團之間建立了聯繫。由此，曾經屬於國家利益層面的對外經濟關係逐漸為國內政治所左右，國際經濟事務的諸多方面都牽涉美國國內價值和經濟利益，產生了美國對外經濟決策中的“私有化”現象。這個現象就是指各種利益集團已經不滿足於在幕後影響政策，而是公開走到政治前台進行公關活動。
在美國，儘管分權體制產生了遊說政治，但是遊說的結果通常與遊說主體的身份相關，並不是所有的遊說主體都會獲得滿意的回報。一般而言，在美國國內，大企業、大型組織由於掌握的選票多，遊說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另外，選票搖擺州對於政客們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州的遊說主體會受到重視。一般大企業如波音公司、蘋果公司等因自身具有強大財力與實力，往往成為政客們獲取捐贈和支持的主要對象。由此，這些企業的代表經常受邀參加白宮主人舉行的宴會、競選造勢以及外事活動。通常他們自身就具有遊說的途徑和能力，大企業的利益也最能為政客們所知曉。相反，弱小企業財力有限，難以組成有影響力的組織，公關渠道不如大企業直接，組織遊說的能力也有限。他們通常成為某一主要工會或協會組織的會員，一般藉助工會或協會的力量進行活動，並通過這些組織向政客們施加壓力。就對外關係而言，美國盟友的遊說更容易成功，以色列在美國多年的遊說就是例子。
儘管美國法律要求美國的主管機構如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對反傾銷申訴的裁定秉持經濟標準，但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分權特徵又導致這種裁定過程不可能在政治真空中進行，這一過程也是遊說政治和公關政治的過程。[2]至於結果，遊說主體的身份非常關鍵。由此可見，美國反傾銷申訴主體的身份非常重要。本文將以申訴者的身份為變數，分析其申訴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