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三農”問題越來越受到世人關注，城鄉差異、農民工問題、農村體制改革等問題都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否則將影響改革的進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最引人注目的亮點之一，是中央做出的又一個重大決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課題組於*年就新農村建設現狀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調查。共涉及17個省(市、區)、20個地級市、57個縣(市)、166個鄉鎮、2749個村莊。力圖以此調查摸清實際，為關心新農村建設的各方提供一份研究和決策依據。
集體經濟告急，近1／3已資不抵債
總體上看，村集體經濟實力相差懸殊，多數村莊的集體經濟收入微薄。有將近一半的村莊集體收入還不到5萬元，而低於10萬元的占到近60%。另外，收入高於50萬元的村占22.6%，高於100萬元的村占到16%。村級集體經濟收入的平均值為190.8萬元，剔除少量超過1億元收入的特殊樣本後，平均水平為9.2萬元。
分地區來看，東、中、西部集體經濟實力差距明顯。西部、中部各有91.4%、75.9%的村莊收入在10萬元以下，而東部有近60%村莊集體收入在10萬元以上，其中有33%的村莊超過了100萬元，而在西部和中部只有3.9%和1.2%的村莊能達到這一水平。
剩餘勞動力所剩無幾
此次調查涉及XX年212.73萬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情況，從就業結構看，每個村平均擁有勞動力1081人，務農的占52.1%，在本地從事非農業的占21.06%，外出打工的占26.51%。也就是說，近一半的農村勞動力已轉入非農產業。表7可見，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出的比例都比較高。東部地區的農村是勞動力的重要流入地。平均每個村吸收外來勞動力491人，外來勞動力與本村勞動力的比例接近1:3。
農民外出打工出現新跡象
長期以來，農民外出打工主要表現為兩種形態：一是“候鳥式”流動，即農民外出務工以年為周期在城鄉和地區之間往來；二是“兼業式”流動，即農村勞動力利用農閒時間季節性地外出打工。此次調查表明，農民外出打工出現了兩個新的跡象：一是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常年在外打工的農民工已經占到較大比例。調查表明，以常年外出計算的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率平均為18.1%，其中東部23。55%，中部13.69%，西部13.6%。這表明轉入非農產業的全部農村勞動力中，已經有接近40%的屬於常年在外從事非農業；二是舉家外出、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環境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占到一定比例。從調查結果看，舉家外出的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平均為5.29%，東部4.71%，中部4.99%，西部6.61%(2)。與勞動力轉移率的地區性差異截然相反的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舉家外出率最低，而西部舉家外出率最高，常年外出的勞動力中已經有1/3實現了舉家外出。這次調查表明，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正在由“亦工亦農”向“全職非農”轉變，就業兼業性減弱；由“候鳥式”流動向遷徙式流動轉變，轉移穩定性增強；由城鄉間雙向流動向融入城市轉變，在城鎮定居的農民工逐漸增多。
3/4的村莊已無青壯年勞動力可向外轉移
各村擁有的30歲以下青壯年勞動力為299人，東部323人，中部260人，西部298人。從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就業構成看，常年外出打工或在本地從事非農業的勞動力全部村莊平均為154人，東部182人，中部120人，西部144人，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或就地從事二三產業的比例平均為54.12%，比所有勞動力的轉移率47.9%略高。
在該項調查中，74.3%的村認為本村能夠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已經出去了，只有1／4的村認為本村還有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這次村級調查的對象是村幹部，可以看出，大部分村莊的於部認為能夠轉出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都已經轉出，他們大都對於青壯年勞動力供給的情況表示擔憂。我們對青壯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率的進一步考察發現，近1/3的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率都在80%以上。而青壯年勞動力轉移率在80%以上的地區，大部分(57.1%)是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