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情況也體現在與收入相對應的支出上。所有被調查村莊中，集體支出在1～5萬之間的頻率最高，為31.1%。其中，東部有61%的村莊支出在20萬以上，而中部和西部村莊分別只有11.7%和5.6%。東部有三成村莊的支出超過50萬，而中、西部只有不到1%和3%，差異明顯。
大量的村集體支出用在了公共建設和管理費用上。其中，前者占去了42.5%的比重，中西部地區支出的比例都超過了50%，管理費用則占20%～30%。
管理費用中又以村組幹部工資占比最重，達61.7%。平均每個行政村有村幹部5.41人，乾群比例為1:331。調查村村幹部年平均工資為8714元。東部地區村幹部年均工資是西部的7.21倍，是中部的6.27倍。最低的陝西省僅為1051.85元，最高的上海市為34431.41元，後者是前者的32.73倍(1)。
令人吃驚的是，調查村莊中有32.9%的村莊資不抵債，也即淨資產小於零。淨資產處於-10～0萬元之間村莊比例為21.9%，處於0～10萬元、10～50萬元、50～100萬元、>100萬元的村莊比例分別為18%，16.8%、7.2%和25.1%。
從負債資金的使用結構看，1710個村莊回答了村莊負債使用的問題，村莊負債資金最主要的用途是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東部地區負債資金用於辦企業的比重明顯高於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負債資金用於教育支出的比重很高。中部地區村莊負債用於支付幹部工資和上繳稅費的比重最高，分別達到了16.21%和7.86%。
在調查中，東部地區村幹部更多的認為要靠招商引資、出租集體資產或集體土地來壯大集體經濟實力，比例分別占74.5%和81.1%，分別比中部和西部地區村莊高16.5%、37.5%和12.7%、30%，這也反映了東部地區村幹部對招商引資並出租集體資產或土地更大的認可度和現實可行性。中部和西部地區村幹部更傾向於爭取上級下撥或補貼，比例為88.4%和75.4%，比東部分別高出20.4%和7.4%，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中西部村莊對政府的依賴性。
農民收入差距懸殊，增收困難
(一)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懸殊
調查村莊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達到了3823元，高於XX年全國的平均水平。從收入分組情況來看，收入水平在XX～2999元的村莊比重最高，達22.01%，近—半的村莊農民人均純收入低於3000元。
分地區來看，中部和西部地區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都遠低於東部地區，分別是東部地區人均收入的47.14%和33.09%。貴州安順市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只有997元，不到全國水平的1/3。而東部的蘇州市，農民人均收入為8797元，超過全國水平的2倍，是安順的8倍。
(二)農資價格過高、缺乏資金與技術制約農民增收
農資價格偏高是農民增收難的最突出原因。表3反映了2491份村莊有效問卷中農民對增收困難的原因選擇情況，排在首位是農資價格過高，選擇此項的村莊比例接近70%，也是所有原因中唯一超過半數的選項。選擇缺乏資金與缺乏技術兩項的比例接近50%，分別排第二和第三。交通不便和外出打工不容易，在眾多原因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三和第二位。這反映出，近幾年國家大力改善農村交通問題取得了較好成效，同時農民外出打工的途徑比較多。
此次調查的村莊中，有47.3%的村莊認為當地農民收入難以提高的重要原因是“缺乏資金”，說明很多農戶都有很強的資金融入需要。近年來，隨著農村信用社各項改革的推進，各地信用社廣泛評定信用戶，農戶貸款難的問題有了明顯的緩解。從此次調查的情況看，48.3%村莊都反映信用社在當地開展了小額聯保貸款業務，各村內信用戶的數量占村總戶數比重的平均值達到了35.79%。但60%以上的村莊都認為，目前農戶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貸款仍然很困難，各村莊獲得過信用社貸款農戶比重平均值僅為18.86%，仍有大部分的農戶不能獲得信用社貸款，農戶貸款難的問題依然還很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