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堪憂
貧困戶最低救濟標準每月只有2元錢，半數貧困戶未獲救濟!
調查樣本共有103962戶貧困戶，“貧困發生率”(貧困戶／總戶數，下同)為7.55%。
調查發現，地區之間貧困發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在調查的村中，中西部地區“因上學致貧”最多，樂郡相對較少，表明中曲郡敦育負擔最重，樂郡教育負擔能力相對較強；東部“因病致貧”最多，表明醫療負擔均較重；“因殘疾致貧”東部最高；中西部“因經營致貧”比東部分別高出3.3個和2.23個百分點，表明中西部農民應對市場風險能力欠佳。
調查村莊中接受救濟的貧困戶數為52993戶，“貧困救濟率”為50.92%，貧困救濟標準從每月最低的2元錢(河南、湖南、甘肅共5個村)到最高的531元(上海市朱涇鎮溫河村)，平均為57.68元，其中救濟標準在50元及以下的共1487個村，占70.84%，52—100元的共229個村，占10.91%，105～531元的共383個村，占18.25%。
中部地區貧困救濟率最低，村級扶貧工作最需要加強。在調查的村中，近一半的貧困發生在西部地區貧困救濟率中部最低；救濟標準東部最高，是西部的3.89倍，是中部的6.41倍，表明中部地區扶貧工作最差，但即使在東部，仍有高達32.79%的貧困人口未獲救濟
農村醫療資源嚴重匱乏。在調查的村中，東部地區行政村衛生室覆蓋率(建有衛生室的村數，，被調查村數，下同)最高，每村衛生室數三個地區差別不大，但衛生室平均面積差別很大，東部是中部的1.59倍，是西部的2.83倍，每村有資格的醫生數東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醫生與人口之比中部最好，東部次之，西部最差，但均不理想(見表13)。
農民對實行新型合作醫療積極性高的村占82.1%，積極性不高的占17.9%；有69.9%的村認為實行新型合作醫療能解決農民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貧問題，仍有30.1%的村認為新型合作醫療不能解決該問題。
調查村莊中有74.9%的村莊開展了新型合作醫療。東部地區92.6%的村莊開展了新型合作醫療，明顯高於中部65.8%和西部58.3%的水平。從籌資情況看，人均為36.49元，其中個人平均繳費17.62元，占比為48.29%。在江蘇、上海、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不但農民個人收入水平較高，而且政府經濟實力較強，籌資額度大，保障水平高，對於緩解大病戶醫療負擔的作用更為明顯。
教育負擔大大減輕，教學質量成為問題
“兩免一補”政策的逐步實施，大大減輕了義務教育階段農村家庭的教育負擔。在全部被調查村中，已經有45.4%的村實行了全部免雜費。有27.7%的村部分學生享受了免費教科書，16.1%的村所有學生享受了免課本費。有25.9%的村只有部分寄宿生享受生活補助，12.7%的村寄宿生都享受了生活補助。調查表明，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這樣的剛性支出占教育總支出的比重平均近50%，其他如課本、學習用品、住宿費、交通費等方面的支出也較多。近年來，學校布局調整較大，相當一部分村莊反映學生上學不方便，無形中增加了住宿和交通等方面的支出。
教學質量已經成為農村居民教育方面擔心的首要問題，有76.9%的村認為新農村建設在教育方面最應該儘快解決的問題是保證教學質量，有23.7%的村認為應該通過加強教師培訓來解決這一問題。優勢教師資源過度向大城市和發達地區集中，教師隊伍質量存在巨大的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農村教師長期處於缺編狀態，有的地區出現過一所學校一個教師的現象，雖然布局調整在一定範圍內對教育資源的分散和結構性失調有所緩解，但農村仍然依賴著大量代課教師來滿足教育教學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