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調研報告

加入這個優秀的團隊,與眾多優秀的隊員一起,從策劃到實踐,完成了這次”有組織、有預謀”的調研活動,受益匪淺,感受良多。

前期準備工作中,我先後主要參與了選點和問卷設計的工作。由於是新接觸新農合,所以在進行這些工作的同時,自己也積極地閱讀有關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以擴充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為工作更順利地進行打好基礎。在進行選點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不是把統計軟體運用地更加熟練,而是對”數據會撒謊”這句話的認識更為深刻了。若只看數據,不聯繫實際,常會得出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若過分追逐指標數據的指向性,不能有效地結合實際分析,則幾乎找不出符合條件要求的地點。問卷設計過程也是一個頭腦風暴的過程,先是眾說紛紜,然後采各家之長。歷經多次討論,自己的視野開闊了,考慮問題的角度也更為全面,但這種做法卻會使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確定問卷初稿後,由於正值期末考試時期,未能及時從團隊其他成員那裡獲得反饋信息以及讓指導老師進行修改,導致直至臨行前一天才最終把問卷確定下來,過於倉促。還有另一個比較無奈但更為嚴重的專業性錯誤,就是沒有努力想辦法爭取條件對問卷進行預調研。後面實地調研中出現的眾多問題都與這個錯誤有關。理論上的東西很容易就能說得頭頭是道,但真正實踐起來卻往往還是會把錯誤”明知故犯”,很是值得反省。

實地調研十天,基本上一切都是按計畫進行,行程緊湊而有序,每個人都積極認真負責,團結合作,按時按量完成任務。每個地方都是分兩組展開調研工作,每組分別負責兩個鎮的走訪,工作效率得到很好的保證,但是總體感覺在這期間兩組成員對調研中所發現的問題以及所思所想交流地還不夠。隨著調研的進行,問卷設計的問題也隨之一點點地暴露出來。對於其中一些問題,我們及時採取了一些修正補救措施,如增加問題答案選項的設定等,但更多的問題則是使我們無限感慨預調研的重要性。很多實際情況都超出了我們當初設計問卷時的預想情形,如留守在家的以老人居多,造成問卷的受訪對象也以老人居多,對一些問題的理解不夠暢順;大部分農民的思想比較保守,對於疾病就醫、收入花費、政策評論等話題都較為忌諱,加之面對的是一群陌生人,更是難以敞開心扉,造成我們常常只能得到一些模稜兩可的答案或者所謂的答案實際上並不是農民的真正想法。後面走訪政府相關部門和醫院雖然也常遇到熱屁股貼冷板凳的情況,但還算是從官方角度了解到了較多的有關當地新農合的信息。這次的逐戶入戶調查還讓我感受到溝通技巧的重要性。如何迅速友善地說清楚到訪目的而不會讓農民們產生防備心理和牴觸感,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問題闡釋清楚,如何在訪問過程中使農民對我們逐步建立起信任感,親切感,將訪問演繹為互動交流的談話。針對不同的人,問題先後順序的把握不同,問題闡釋的方式不同,問題的詳略、延伸與否也不同。所有這些都會影響到問卷完成的時間、流暢程度與質量,當中大有學問。

此行走訪了兩地四個鎮,實地了解了新農合在兩地的落實情況。就政策本身而言,農民們是拍手叫好的,但一到了執行落實層面,依然是難逃中國式政策的頑疾,問題多多,不盡人意,農民們想要能真正切身感受到新政策所帶來的福利與保障,道路仍然很漫長。下面則是之前思考和整理的幾個問題:

1. 新農合宣傳遠未到位,大部分農民(尤其是未曾報過銷的)對新農合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所謂有宣傳的村鎮最多也只是派發傳單,卻未想過留守農村在家的大部分都是老人,而老人們又大部分不識字,或是在新農合繳費的時間村幹部上門收錢時順便講講,卻不知這樣只給村民留下新農合就是每年每個人要交20元錢的印象,新農合=交20元錢。大部分地方實際上是等於沒宣傳,到繳費時間就直接通知農民到村委交錢就了事。在由大隊或村委統一撥款繳費參合的地方,農民對新農合的了解程度尤為偏低。

2. 新農合參合是以自願為原則的,然而在不少地方是以村為單位統一代農民繳交新農合參合費用,如從村民的分紅、征地補償款或農業退稅等中直接劃撥部分出來作為參合基金。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雙贏的做法,於村委及相關政府部門,參合率很輕鬆就能提高達到指標,完成任務,於農民,每人參合的金額不多,即從分紅、補償款等中扣除的金額不算高,便能獲得一定的醫療保障。雖然絕大數農民對此做法無異議,但實際上他們也沒有辦法有異議,錢未經他們手,扣除了多少金額,扣除的金額數目對不對,有沒有切實用於參合基金等,他們都無從所知,村幹部說如是便如是。這是一種變相的強迫自願,實質上是與自願為原則相違背的。另一方面,這又涉及到參合基金在實操運作過程中的公開化透明化以及監管問題。

3. 農民對新農合中出現的問題投訴無門,缺乏訴求表達的渠道。農民淳樸求安穩的天性是普遍維權意識不高的主要原因,即使吃了虧往往都是忍忍就過去,他們覺得醫藥費有得報銷就已經不錯了,而不會去深究到底能報銷多少。而另一方面的現實是即使想投訴,也不知道該何去何從,再者能獲得處理解決的幾率小之又小,這就等於又打壓了農民們本來就不高的維權意識,導致農民們對現狀對發現問題的不滿永遠只停留在口中的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