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合政策宣傳力度不夠。農民可謂一問三不知，就連報銷過的人也有很多不清楚。而政府也以為農民不會深究便敷衍了事。部分參合農民對新農合的期望值較大，片面認為住院就可獲得補償。例如有的人抱怨說明明可以報銷70%，最終只拿了30%。因為他用拿到的錢去比全部費用得到比例。這就是政府的宣傳有問題，政府可藉助媒體進行宣傳，刷固定大牆標、印發宣傳畫等方式向農民進一步講清新農合的政策，使農民充分認識建立新型農村合作的祥細情況。
在饒平還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政府不重視貧困老人。其實老人的花費不大，可以在村里成立老人基金會，並及時給老人送去以保障他們的生活。
每一項制度在成長過程都會有很多問題，這就亟需人們去發現、修正。現在處於金融危機階段，不能奢望國家投入更多資金在農民身上，只是希望政府腳踏實地地落實國家政策，把該做好的事情認真做好，讓這項制度成熟。(作者：方銀萍)
從去年到貴州威寧，六盤水進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調研到現在，我對於新農合的調查研究已經持續有一年的時間了。在這一年中，不斷地發現問題，總結問題，對於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了解也漸漸深入。但是由於調研的形式，以及我在調研任務中的不同，我覺得，這一次的調研對我來說是感觸，收穫都是最大的。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作為一項惠民政策，從XX年試行開始，不斷地調整，以最大限度地解決農民”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誠然，在最近的幾年裡，各個省份，各個地區都根據自己地方的特色不斷地對政策進行改進，以滿足農民的需求。在去年貴州的調研中，六盤水引入第三方”住院代表”參與新農合的監管就是一種創新的方式。而今年，筆者在雲浮羅定以及潮州饒平調研的過程中，也發現了新農合推行的新方式。誠然，政府的出發點都是為解決農民的困境出發的，然而這些新的政策是否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呢，還是反而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是否值得在全國進行提倡？
在雲浮羅定。政府實行的新的推行方式是將新農合的繳費分為兩檔，第一檔繳費25塊，封頂線是十萬；而第二檔繳費20，封頂線是4萬。這種分檔的方式增加了新農合政策的靈活性，擴大承擔得起的家庭的疾病報銷範圍，當然同時也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在調研的過程中，大多數農民都是交了25塊的，所以沒有特別調查出這種新方法的問題，但是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值得研究的新方法，我們有必要探討它的實行的優點以及引發的新問題以及是否值得推廣。而在饒平嘗試的新推行方式是參加新農合的農民每一年都可以領取相同費用的藥費，與羅定的新方式不同的是，儘管大多數農民支持這種做法，但是我們也還是發現了很多的問題。首先，20塊錢的藥可以拿那些？怎樣拿？根據農民的反映，大多數都是在衛生院自己按照醫院的指導選擇所需要的藥。由於農民對醫藥的了解不夠深入，若由他們自己選擇的話則明顯缺乏科學性，許多藥都是拿了以後浪費掉，而真正需要的藥卻又買不起。其次，藥費是怎么規定的？根據農民的反映，所拿的醫藥明顯高於市場價格，到最後其實僅僅20塊錢根本就拿不了什麼藥。因此，這種新的方法作為一項”鼓勵政策”本來可以起到有效地促進農民參加新農合，改變農民”沒病就白交”的傳統觀念，然而政策執行下來，卻遠遠達不到原本的目標。因此，我們也應該反思，政策的執行過程的哪些環節出現了問題？應該如何改善？
當然，作為調研來說，發現新的試行方法對於我們進行新農合的研究是有很大裨益的，然而我們調研的主要目的並不只在此，而是發現問題後解決問題。筆者去年在貴州六盤水的調研發現，鐘山區的新農合的執行情況還是相對良好的，無論從管理、宣傳，到報銷的程式、醫院、政府，農民各個環節的反映都比較完善。羅定以及饒平位於廣東，一個明顯比貴州富裕的省份，因此儘管有相關的報導和數據反映這兩個地方的農合執行出現的問題，但是筆者在調研前對這兩個地方的新農合執行情況的預想還是相對樂觀的，可是深入調研後發現問題遠遠並非想像中的簡單。
首先從管理方面來說，在榃濱鎮以及生江鎮的調研都發現，兩個地方的農合都沒有相關的專門的負責人。所謂的”負責人”只是”順便”進行兼任，也就是說隨時都有可能被調動。同時，管理的環境相對簡陋，管理人員的素質更是令人擔憂。筆者認為，政府作為政策的執行者，對於政策執行的結果起著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決定政策的走向。因此，政府人員如果沒有具備一定的素質，政府沒有充足的配備，那么就等於新農合的執行失去了基本的支持，如此下去，又怎么保證它的有效運行？
再次，從宣傳方面來說，筆者發現，政府容易陷入一個誤區，那就是在政策執行的前幾年，毋庸置疑，我們應該加大力度地宣傳它，以求得到農民的積極回響；而在過後幾年，當農民的參合率達到所謂的”相當高”的比例的時候，政府就可以減輕甚至完全放棄新農合的宣傳。然而。筆者認為，在政策執行的前期，為了讓農民認識，了解政策，確實是需要大力度進行宣傳，而在政策執行的後期，宣傳力度更不能減弱。因為政策是在不斷地調整當中的，農民有權知道國家對於新農合的新方針。就拿上面提到的饒平的新的執行方式來說，如果政府宣傳得當，農民可以都知道每一年可以拿到相同金額的藥費，那么他們就能夠更深切地體會到政策的實惠。然而調查的結果並非如此，農民中只有少數反映知道這項新的政策，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有一戶人家還是從我們調研人員的口中獲知的訊息，他詫異地算了一下，他們家五口人，每年就可以拿100塊的醫藥費，從這項新政策執行到現在，就因為”不了解”已經錯過了幾百塊的藥費！幾百塊錢對於年收入XX左右的農民家庭來說是一個多大的數目！而且，筆者發現，政府在宣傳的時候也僅僅停留在”應繳多少費用”的層面上，但是他們往往沒有告知農民哪些費用可以報哪些不可以，應該怎樣去報，以及報銷的起付線是多少，異地報銷又有什麼區別等細節問題，其實對於有些農民來說應繳多少錢可能不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而他們可以怎樣從這項政策中得到多少實惠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然而，因為政府的宣傳失責，他們對於政策一知半解，以至於對政策埋怨重重。政府總是會無奈他們的埋怨，認為所謂的埋怨是由於”無知”，但是他們卻沒有想過”無知”真正的根源在於政府的宣傳失責。慶幸農民在幫助我們調查的時候也從我們口中獲得了新農合的最新的政策以及一些報銷的細節，但是畢竟我們每個小組的才四五人，我們能夠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極微的，最根本的還是政府宣傳意識的改善。只有落實宣傳問題，新農合才能走得更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