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其律師到場。雖然檢察官所獲得的被告人的有罪自白也許是真實的，但其利用了被告追求自由的心理以及對法律的無知，實際上“是對法律的褻瀆”，所以以上兩種情況下的自白，也理應排除在合法的證據之外，也不能進行辯訴交易。 （2）自白任意性規則。自白任意性規則又稱自白自願性（voluntary）規則，是指被告人基於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表示自己真實意思的有罪供述，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使用。這一規則，在美國、日本以及英國的訴訟程式法中均有體現，其中以美國為最典型的代表，而且其已經將“自白的任意性”推進到“程式的合法性”，也就是“自白”不僅要反映被告人的真實意思，而且要遵守法律的程式性規定，如果對程式有所違背，那么即使“自白”是被告人任意、真實地作出的，仍然為非法。 應當講，在辯訴交易中，最充分地體現了自白任意性規則。前面我們講過，辯訴交易存在的實體要件就是案件存在爭議，從證據學的角度來看案件的爭議，也就是案件還缺少某些證據，不足以確定涉案的全部事實。檢察官想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得這些證據非常困難或者根本不可能，使案件因證據不足而耽擱。自白任意性規則為檢察官獲得證據提供了一條捷徑，也就是取得被告人合法自願的有罪供述，從而使證據形成鎖鏈，最終確定有爭議的事實。但是任何人都沒有義務也不願意作出有罪的自白，除非這樣的“自白”能夠使自己從中獲利。在這種情況下，檢察官通過向被告人承諾提出有利於被告人的量刑建議，或作出比被告人原來罪行更輕或較少罪名的指控，來換取被告人的自願作出的有罪“自白”，辯訴交易得以成立，而法官也會認可這樣的“自白”。因此，我們說自白任意性規則為辯訴交易的成立提供了可能。 三、辯訴交易在我國適用的可行性 辯訴交易制度作為一項訴訟制度，在英美法系國家頗為盛行，在大陸法系國家則較為少見。我國的法律體系則較為接近大陸法系，那么辯訴交易制度在我國能否採用呢？我認為是可以的，我國的現實狀況以及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使得辯訴交易成為可能。 1、現實狀況。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迅速發展，但也隨之產生了一些負面的東西，而犯罪率的上升以及犯罪的多樣化成為社會的一大熱點問題。而隨著文明的發展，家族權威、血系復仇等制裁犯罪的方法已被社會所摒棄，而使刑事訴訟成為解決犯罪應負責任的唯一方法，民眾也日益依賴於訴訟。而刑事訴訟一旦成為向一般民眾提供的一種服務時，把訴訟成本置之度外的制度運行就變得不可能了。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不能支付審判的高昂代價，人民仍然的把獲得審判作為自己的憲法權利加以要求，對於這些權利要求，國家很難以利用者的支付能力為理由加以拒絕。而面對日益增加的案件，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尚不是很發達的情況下，除了採取措施預防犯罪和向社會轉嫁這筆巨額開支外，謀求一種更高效的訴訟處理方式就成為了必要。而辯訴交易以其低額的費用、寬鬆的證明規則能夠較好地解決成本、時間問題，符合我國的現實需要。 2、法律前提 （1）無罪推定原則的確立。前面我們講過，無罪推定原則是辯訴交易制度存在的理論源泉，因此是否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是我國能否採用辯訴交易的基礎。關於這一點，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雖然我國法律並未明確規定無罪推定原則，但是該條已經非常類同於無罪推定原則的原始表述，與法國《～宣言》的表述“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有罪以前應被推定為無罪”以及其他法律或國際性檔案的表述也非常接近。因此可以說，我國已經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 （2）自白合法性原則。辯訴交易制度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被告人向檢察官所作出的有罪供述，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關於這一點，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2款規定：“證據有下列七種：……（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我國刑事訴訟法將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作為刑事訴訟的證據之一，而且因為被告人對自己是否犯罪和如何犯罪最了解，它還可能是取真實、最全面、最具體的證據材料。同時由於被告人與案件的處理結果有直接的切身利害關係，其自白的內容必然受到其訴訟地位和複雜的心理活動的影響，也可能受到偵查及公訴機關的影響，所以對被告人供述要判斷真偽，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在收集口供中要嚴禁刑訊逼供，禁止以欺騙、引誘等方法套取口供。因此，我國在關於被告人自白能否採用的問題，適用的是自白合法性原則。 （3）簡易程式制度。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沒有確立辯訴交易制度，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有關於簡易程式的規定。所謂簡易程式是指，基層人民法院對某些簡單輕微的刑事案件依法適用較普通審判程式簡易的一種刑事審判程式。雖然從性質上說，我國的簡易程式根本不同於辯訴交易制度，但是兩者對於科學性、經濟性、效率性的追求卻是統一的，而且兩者關於案件事實、證據方面也有相似之處。我國法律規定，刑事簡易程式適用於依法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予以承認，人民檢察院建議或者同意適用簡易程式的公訴案件（簡易程式還適用於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本文僅就公訴案件作研究）。由以上規定可以看出，簡易程式在某種程度上為被告人提供了量刑保障，也就是如果其作有罪供述即承認檢察官的指控，檢察官又同意提起簡易程式的話，其最多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使其可能被判處的刑罰具有可預測性；相反，如果其不作有罪供述，則適用普通程式，其可能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罰；在後一種情況下，即使實際上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最多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但卻因為適用普通程式，使被告人將受到的處罰具有不可預測性。而綜合以上因素考慮，被告人多半會選擇作有罪供述，而換取簡易程式的適用，在這一點上，與辯訴交易制度有著相似性。 四、需要完善的部分 以上我們闡述了辯訴交易在我國產生的可能性，但是要真正地在刑事訴訟中確立辯訴交易制度，我國現有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