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諾向法官提出有利於被告人量刑建議。在實踐中，這種承諾應當能夠兌現，也就是說控方關於量刑方面的建議，除了明顯非法外，基本都能夠被法官所採納，從而使被告人獲得較輕的懲罰，這種交易才有可能進行下去。在這一點上，由於英美法系的檢察官有著廣泛的起訴裁量權以及法官的消極裁判，所以檢察官的量刑建議較易被法官所採納。因此，我國的現行法律應當作以下幾點補充： （1）辯訴交易中被告人的自白應是法定從輕情節。辯訴交易的關鍵就在於被告人作了有罪自白以後，能夠得到較輕的處罰。那么從我國現行法的規定來看，歸案後如實坦白自己的罪行的，只是酌定從寬情節，而不是法定從寬情節；這樣的規定，給了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餘地，不利於鼓勵被告人在犯罪以後主動坦白，反而可能會導致因被告人不交待而刑訊副供現象的產生。 （2）注重非刑罰方法的適用。所謂非刑罰處罰，是指對免除刑罰處罰的犯罪人，給予刑罰以外的實體上的處罰。關於非刑罰處罰方法，我國刑法第37條規定：“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刑罰總是由重變輕，實現刑事責任的方法總是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由生命自由刑向財產刑、勞務刑方法發展；而非刑罰方法也將由適用較少而發展為適用較多。對於辯訴交易中，檢察官提出給予被告人較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法官可以考慮多適用財產刑以及非刑罰處罰方法。在這裡我們可以借鑑西方國家讓犯罪的人在所在社區進行無償勞動、對其科以較重罰金或讓其賠償民事損失等，以達到處罰犯罪的目的，同時也能起到一般預防的作用。 五、辯訴交易在實踐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正如一位哲人說過的，“有光的地方就有陰影”。一個合理的法律制度應該超越現存的經濟、社會結構的局限性去追尋更為崇高的價值，而辯訴交易也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在法律允許辯訴交易存在的時候，還應當注意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1、“合意”的平等性問題。辯訴交易從制度上來說，是控方與辯方合意的結果，但是必竟這種合意是否真的平等呢？應該講是不完全這樣的。從制度上說，每個人都有獲得正式審判的機會，但僅僅從憲法上宣布這一權利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費用、時間、精力的投入過於龐大，對普通公民而言，正式審判仍不是現實的選擇手段；在實際運作中，接受辯訴交易，放棄其應得的正式審判的權利的被告人往往能得到較輕的判決，而“在被控罪行大體相同的情況下，作出無罪答辯的被告人一旦被法庭定罪，就會受到作出了有罪答辯的被告人重一倍的刑罰處罰。”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合意達成是基於純粹的意思自治，被告人會在罪輕與罪重之間作出選擇。這種並非建立在當事人自由合意基礎上的合意形成機制導致兩個後果：一是通過交涉而得到的合意內容受規範約束的程式降低，加劇了法律適用上的不平等；二是違反當事人自願原則把把“合意”內容強加於被告人的可能性增大。 被害人的權益如何保障。保護～是世界各國法律所注重的大問題，也是實現國家法制化、民主化建設的重要標誌。刑事訴訟法是保證準確懲罰犯罪、保護～的重要法律之一，因此也應當起到保障～的作用。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是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訴訟的啟動因素之一，又是刑事訴訟要保護的中心人物。但是在辯訴交易中，由於交易是在兩大訴訟主體—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和檢察官之間進行，雙方對訴訟客體的交易與處分並不徵求被害人的意見，被害人可能對辯訴交易的結果不滿。在對被告人的懲罰並不能從心理上及物質上實際補償被害人的情況下，被害人的救濟途徑較少。儘管我國法律規定了被害人有權對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及法院的判決有申訴的權利，但是由於被害人只能向人民檢察院提起申訴，因此就實際把救濟的途逕寄托於人民檢察院。而人民檢察院作為辯訴交易的一方，通常情況下，他會理所當然的維護自己所作出的交易決定，被害人的權利就可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