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間，除了合理調節個人分配，消除不合理分配現象，更要認真處理好各階層的利益關係。要以一定的方式，儘快補償利益損失較大的階層，儘快建立處理各階層利益摩擦的特殊機制，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最大限度地減輕社會震盪，維護社會穩定。解決貧困人口的落後狀況，提高貧困人群的收入並改善其生活環境，在住房、就學、就業、醫療、衛生、保健、養老等方面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這是保持社會穩定、有序發展的重要籌碼，是轉型期間曾被忽略的，但卻是最不能忽略的一個環節。可以說，儘快加強社會保障，建立廣泛的多層次的社會救助機制，是改革的當務之急，已經迫在眉睫。國家和社會應最大限度扶助弱勢群體，出台補償性政策，調整收入分配的秩序，幫助低收入階層實現生存與發展的合理願望，幫助他們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對穩定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五）慎用警力，公安機關要謀求社會援助，以統一戰線的方式，共同應對群體性事件。在實際工作中，許多地方的黨委、政府在群體性事件發生後，都把公安機關推到第一線，民警孤軍作戰，既要控制事態、維護秩序。又要做疏導、勸解工作，而引發矛盾的具體職能部門通常不是公安機關，由他們做疏導勸解工作必然流於形式，不觸及要害難見成效，而且正面對抗往往給後續工作製造障礙。所以在這類事件的處置中，必須明確黨委、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是主體，規範各相關部門的工作職責和工作要求，對事件處置實行綜合治理，推動社會聯動。對因具體利益問題和政府職能部門的工作失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要把情況及時向黨委。政府報告，建議其責成有關部門特別是領導要直接面對民眾、接觸溝通，以負責任的態度儘快答覆，及時緩解和化解矛盾。
公安機關的工作對象大致分為兩塊，一是保護服務的對象，即守法公民；二是打擊處理的對象，即犯罪分子。而群體性事件的成員界乎二者之間，絕大部分成員都是老百姓，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完全能夠化解。但如果局面失控，很可能演化為對立矛盾，公安機關將不得不對越軌行為加以打擊。而即便如此，真正被打擊的應該僅僅是群體中起領頭、挑唆、鼓動作用的極個別核心和骨幹分子，對大部分從眾者應該區別對待。但事到臨頭，有時很難當即分辨，也不可能逐一清理，警察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處理事端，恢復現場秩序。這實際上，擴大了警察的對立面，不利於公安機關的長遠利益。而且，隨著改革的深入，各種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必將越來越多，公安機關的頻繁介人，不但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大大增加執法成本和對立面，而且效果堪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打擊方式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反彈和復發不可避免，因為癥結所在往往不是公安機關一家所能掌控的。
警察的介入，通常會刺激事態急速升溫，情緒更容易緊張對立，導致矛盾激化。而通過與非警方人員聯手，共同建立緩衝地帶，可以消解不必要的對立態勢，淡化甚至模糊警察與對方可能直接發生衝突的交界面。除了配合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公安機關還要依靠社會多家力量（比如民政、教育部門、心理諮詢機構、律師援助中心、社會工作以及一些民間組織、中介機構），走綜合治理的道路，多方位多角度多層面分解群體性事件。不得不提出的是，過度頻繁地使用警力，會使其邊際使用效益遞減，即警察出現的起點越低，其威懾作用越小，價值越低。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警力應在其他處理手段均告無效之後，作為不得不出的一張“王牌”，既給自己預留了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又保持了國家機器應有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