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體制。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解放思想開始的，不過，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實績卻是在經濟上首先得以突破的。從計畫經濟到有計畫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中國在經濟體制所進行的改革是有目共睹的。它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僅讓中國人切實受惠，而且惠及世界，讓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儘管我們在經濟生活方面還有許多待改善的地方，儘管世界一些勢力還對中國的市場經濟持觀望、懷疑、嫉妒態度，但沒有人否認中國經濟連續增長所創造的奇蹟。對於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同志也有過許多深入思考，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國中期，小平同志對此有過許多論述。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同志作過一個非常重要的報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在這個報告中，鄧小平全面地論述了黨和國家制度的改革，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⑿按照鄧小平的說法，經濟體制的改革出了問題是因“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⒀引發的。因此，“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⒁。
三、關於思想領域。孔子就曾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⒂，無論是西漢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還是清朝的文字獄，以至到了文革期間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實際上，都是對思想的控制與鉗制。我們知道，歐洲文藝復興的狂飆猛進，正是從人本和科學兩個層面展開的衝破思想牢籠的思想解放。在那個時代，所有禁區都在衝擊之中，所有迷信都可以打破。從中國近現史上看，倘若不破迷信不打破禁區，就沒有蕩滌陳舊禮教的五四運動，也就沒有新文化文化的興起，就沒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偉大結合。在思想領域裡，思想解放的先驅們，外國人如哥白尼、伽利略等，中國人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他們除了敢去盜天火外，也敢於“以身試禁”。鄧小平同志更為我們樹立起了一面敢破禁區敢反迷信的旗幟。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文中，鄧小平就用平實的話闡明了這一道理。鄧小平說，“在黨內和人民民眾中，肯動腦筋、肯想問題的人愈多，對於我們的事業就愈有利”。同時，鄧小平還號召並鼓勵全黨和全民“勇于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為什麼鄧小平會這樣大聲疾呼呢？在他看來，“我們已經承認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後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方面說）比外國落後了”。⑸鄧小同志說，造成這種狀況的不是其它別的什麼原因，“責任首先在於中央和各級黨委對於思想工作的領導方法不對，禁區太多，關心和支持太少”⑸。當我們改革開放的巨輪已駛進二十一世紀，當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進入第三十個年頭時，我們重溫鄧小平同志在三十年前的這些講話，除了再次感到震撼外，我們也感受到思想領域裡衝破禁區、打破迷信仍然任重道遠。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上便號召全黨和全民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通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⑼，溫家寶總理也重申“繼續破除迷信，反對本本主義”⑻。
政治體制改革涉及民主和法治，法治和民主的現代化涉及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涉及打破禁區和破除迷信。早在三十年前，鄧小平同志就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我並不認為政治方面已經沒有問題需要研究”⑸了；而且鄧小平還指出，“思想理論工作者的任務當然不能僅限於討論它的一些基本原則”⑸。這就表明了，在我們堅持的一些原則之外，我們其實尚有很寬闊的空間需要我們去研究和探索。科學探索是沒有疆界的，思想探索也應是沒有疆界的。即使是一些原則，也有可能因時代的前進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而時過境遷，當我們繼續用這些所謂原則來指導我們日益變化著的時代和人心時，那么這些原則也就成為了新的本本、新的教條、新的禁區和新的迷信。“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⑼――這是黨的十七大報告裡給我們的一個昭示。既然，“解放思想、事實求是、與時俱進”是黨的思想路線，那么，我們還有什麼禁區不能破、還有什麼迷信不敢破呢？
新一輪的解放思想，將會在思想領域裡衝破禁區、破除迷信中前行。
注釋：
⑴《學好檔案抓住綱》（《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社論1977年2月7日）。
⑵《“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文選》二卷第35頁）。
⑶棍子帽子除了最常見“地、富、反、壞、右”外，還有諸如“裡通外國者”、“特務嫌疑”、“走資派”“還鄉團”、“日本特務”、“反動學術權威”、“大工賊”、“大內奸”等70餘種帽子（見《改革初期的複雜局勢與中央高層決策》，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編輯出版，2008/北京）。
⑷《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30頁至143頁。
⑸《緊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二卷144―170頁）
⑹該文書現存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收藏號為gb54563。
⑺《江澤民文選》第二卷9―10頁。
⑻《新華網》2008/3/18主網頁。
⑼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人民出版社，XX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