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強烈呼喚改革戶籍制度。城鎮化的本質是農民變市民、減少農民的過程。據調查，全國農民工已達2.5億之多，重慶也有850萬農民工，約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的共同狀況是由於二元戶籍制度的制約，“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建設在城市、保障在農村，”雖為城市發展做貢獻卻沒能享有與城裡人平等的待遇，雖已進城務工實現職業轉換，但沒有實現農民工向市民的身份轉變，這些都有失社會公平。“職業和身份的割裂把農民工擱置在城鎮化的田埂上”，使城鎮化處於一種僵持狀態。尤其是農民工的新生代，他們生長在城市，生活讀書在城市，不了解農村，不會幹農活，不把他們納入城市範疇勢必招致很多的社會問題。為此各地在戶籍制度方面都做過一些嘗試，但有的雖然取消了農業、非農業兩種戶口，卻沒有在農民工權益和福利制度上實現實質性改變。同時，農民工城鄉兩棲的生活，不僅導致城鄉兩頭大量的土地、房屋等資源閒置浪費，而且每年上億農民工城鄉之間的大遷徙，也帶來了巨大的社會成本，還為交通運輸、社會管理、安全服務等帶來巨大壓力。據調查，在重慶市內就業的450萬農民工中，工齡在5年以上的有170萬人，90%以上居住在單位集體宿舍或承租他人私房，有80多萬人參加了社會保險，相當部分農民工群體已經具備在城裡長期穩定生產生活的條件，成為了事實上的“城裡人”，他們普遍具有強烈的入城落戶願望。改革戶籍制度，是順應農民工安居樂業的要求、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推進城鎮化建設的必然要求，是體現社會公平、激發城市活力的有效途徑，有利於提高長期在城市就業和居住農民工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促進社會和諧。
（四）直轄十年的發展為重慶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礎。直轄以來，重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近10倍，財政收入增長了7.7倍，gdp總量翻了兩番，經濟社會各方面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為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奠定了必要基礎。近年來，通過實施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健康重慶、平安重慶和宜居重慶“五個重慶”建設，促進全市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均衡化發展，為今天的戶籍制度改革創造了軟硬體條件。同時創新一系列措施，2012年底重慶建立了全國唯一的農村土地交易所，使農村閒置的土地能夠通過“地票”的形式交易盤活；國家批准重慶設立兩江新區，2個保稅區和3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重慶加快建設40特色工業園區，在進一步做強做大汽摩產業、能源化工、裝備製造、資源加工等支柱產業的同時，成功引入惠普、思科、富士康等it製造企業和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為重慶新增了數百萬個就業崗位；2012年在全市推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試點；2012年重慶啟動五年大規模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計畫；近年來堅持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50%以上用於民生的投入，每年對教育的投入資金相當於本地gdp的4%等。這些都為進行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奠定了比較紮實的基礎。
（五）戶籍制度改革是解決“三農”問題的迫切要求和根本途徑。重慶XX多萬農村人口、3000萬畝耕地，人多地少、產業化程度低，是農民增收致富難的最主要原因。國內外普遍的規律是通過減少農民，發展規模經營，提高勞動生產率，富裕農民。如果能讓農民工進城落戶，留在農村的農民的人均耕地面積和資源占有量就會增加，加快農業集約化和產業化才有可能，才能提高農村人均產出水平和農民收入。農民工轉戶入城，還有利於盤活其在農村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等資源，促進城鄉資源要素一體化流動，解決部分改革成本，也為新農村建設籌集資金和騰出空間。計畫經濟時代形成的“剪刀差”，不僅表現為城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的二元分割，也表現為城鄉資源要素的不能互換流動，最突出的是城鄉建設用地。按照世界城市發展規律，城鎮化過程中農用地面積不是減少而是增加，因為農民進城後，其分散的農村建設用地可復墾為耕地、林地或生態用地等。但我國的現實卻與這個規律相悖。究其原因，根本在於農民工用地“兩頭占”，既占用城市人平100平方米建設用地，又占用農村人平250平方米宅基地。如果能實現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將全國2億多農民工的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就可淨增耕地3萬平方公里，守住18億畝耕地的壓力自然迎刃而解。改革戶籍制度，實現城鄉資源“一頭占”，既是按經濟規律辦事，也節約了寶貴的資源，真正落實中央關於保護耕地、富裕農民的一系列決策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