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9周年之際，有必要回顧人民解放軍成長的歷程，對“中國革命為什麼要走武裝鬥爭的道路”等重要問題予以科學的回答，進而深刻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這對於人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任何國家的革命鬥爭採取何種形式、走什麼道路，都取決於所在國的國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主義革命，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度，有著特殊的歷史進程、經濟基礎和政治結構。舊中國在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進入近代以後，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武裝侵略和政治控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解體。隨著瓜分中國的狂潮湧起，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封建勢力相勾結，把獨立的中國逐步演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
革命初期，面臨的社會環境是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辛亥革命樹起了資產階級共和制的旗幟，但並未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結構。在“擁護共和”的幌子下，袁世凱竊取了總統職位，成為最高統治者。他逆歷史潮流而動，悍然恢復帝制。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成許多派系，形成軍閥割據的態勢。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把持北京中央政權，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軍閥盤踞江蘇、江西、湖北等省，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控制東北三省，山西閻錫山以及西南、中南地區的滇系軍閥、桂系軍閥、湘系軍閥、粵系軍閥等也各霸一方。各系軍閥為了爭奪地盤和勢力範圍，連年混戰，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種局面維持了十多年，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獨特的軍閥統治時期。民國初年的中國軍閥，對外代表著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對內代表著封建地主階級利益，是外國侵略勢力和中國封建勢力結合的產物。不論是大軍閥“武力統一”的幌子，地方軍閥“聯省自治”的號召，還是小軍閥“保境安民”的聲明，其目的都是要搶奪地盤，排除異己，鎮壓反抗，而他們維系統治的手段就是戰爭和暴力。軍閥們堅信的鐵律是有槍即有權，武力強就能支配一切。正因為如此，當時人們把中國社會的特徵稱之為“武人政治”。
反動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內部沒有制度，受著封建勢力的壓迫。在這樣的國度里進行革命鬥爭，沒有議會制度可以利用，不允許也不可能開展合法鬥爭。
再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革命對象是武裝到牙齒的敵人，反動統治的力量異常強大，十分頑固，決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這些都表明，中國不同於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走議會鬥爭的道路。中國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
早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就有過關於暴力革命問題的討論。1920年底，毛澤東與蔡和森的多次通信中針對救國論、科學救國論和實業救國論等社會思潮，指出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歷史上凡專制主義者、帝國主義者、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絕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他們一致認為，中國必須採取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國式革命。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一大制定的綱領中也明確規定：要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瞿秋白、周恩來等也提出過民眾武裝的問題。儘管當時的認識是初步的，但反映出黨內已萌發武裝革命的思想。
中國共產黨人真正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則是在大革命失敗之後。毛澤東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提出：“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後來在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時，把武裝鬥爭與統一戰線、黨的建設一起稱為克敵制勝的寶，明確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強調革命戰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541、544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照搬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現成模式，而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首先在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馬克思主義的新思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選擇。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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