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四十七 志第二十八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軍國所需，一切責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徵調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於它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征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罷，庶民力寬而逋者可復。”詔行之。十二月，詔免逃戶租稅。四年三月，免陝西逃戶租。五月，山東行省仆散安貞言：“泗州被災，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數萬，急征重役，悉出三縣，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應一切之命。民皆逋竄，又別遣進納閒官以相迫督。皆怙勢營私，實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國家有厚斂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詔從之。興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萬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奏：“亳州大水，計當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官不以實報，止免十萬而已。”詔命治三司官虛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詔免租勸種，且命參知政事李復亨為宣慰使，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寬民輸稅之限。十一月，上曰：“聞百姓多逃，而逋賦皆抑配見戶，人何以堪？軍儲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軍須錢太多，亡者詎肯復業乎？”遂命行部官閱實免之，已代納者給以恩例，或除它役，仍減桑皮故紙錢四之一。三年，令逃戶復業者但輸本租，余差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戶。有司失信擅科者，以違制論。

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今民輸稅，其法大抵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於所輸，而雨雪有稽違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算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斂於民，民計所斂不及道里之費，將忻然從之矣！”五年十月，上諭宰臣曰：“比欲民多種麥，故令所在官貸易麥種。今聞實不貸與，而虛立案簿，反收其數以補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

元光元年，上聞向者有司以徵稅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應限。今麥將熟矣，其諭州縣，有犯者以慢軍儲治罪。九月，權立職官有田不納租罪。京南司農卿李蹊言：“按《齊民要術》，麥晚種則粒小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路當輸秋稅百四十餘萬石，草四百五十餘萬束，皆以八月為終限。若輸遠倉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是妨來歲之食也。乞寬征斂之限。使先盡力於二麥。”朝廷不從。元光二年，宰臣奏：“去歲正月京師見糧才六十餘萬石，今三倍矣，計國用頗足，而民間租稅征之不絕，恐貧民無所輸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諭止之。

牛頭稅

即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天會三年，太宗以歲稔，官無儲積無以備飢謹，詔令一耒賦粟一石，每謀克別為一廩貯之。四年，詔內地諸路，每牛一具賦粟五斗，為定製。

世宗大定元年，詔諸猛安不經遷移者，征牛具稅粟，就命謀克監其倉，虧損則坐之。十二年，尚書省奏：“唐古部民舊同猛安謀克定稅，其後改同州縣，履畝立稅，頗以為重。”遂命從舊制。二十年，定功授世襲謀克，許以親族從行，當給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給，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則於官豪之家量撥地六具與之。二十一年，世宗謂宰臣曰：“前時一歲所收可支三年，比聞今歲山西豐稔，所獲可支三年。此間地一歲所獲不能支半歲，而又牛頭稅粟，每牛一頭止令各輸三斗，又多逋懸，此皆遞互隱匿所致，當令盡實輸之。”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謂左丞完顏襄曰：“卿家舊止七具，今定為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議此，而卿皆不欲，蓋各顧其私爾。是後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七月，尚書省復奏其事，上慮版籍歲久貧富不同，猛安謀克又皆年少，不練時事，一旦軍興，按籍征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驗實推排。閱其戶口、畜產之數，其以上京二十二路來上。八月，尚書省奏，推排定猛安謀克戶口、田畝、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颭，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內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田四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後二十六年，尚書省奏並征牛頭稅粟，上曰：“積壓五年，一見並征，民何以堪？其令民隨年輸納。被災者蠲之，貸者俟豐年征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