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九十三 志第六十九

建文帝即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命朕細閱，較前代往往加重。蓋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成祖詔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擬議，毋妄引榜文條例為深文。永樂元年，定誣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讞囚者一依正律，盡革所有條例。十五年，南直隸巡撫王恕言：“《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罵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流傳四方，有誤官守。乞追板焚毀。”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十八年，定挾詐得財罪例。

弘治中，去定律時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少卿李鐩請，刪定《問刑條例》。至十三年，刑官復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奸，列聖因時推廣之而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於是下尚書白昂等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以聞。九卿執奏，乃不果改。然自是以後，律例並行而網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條，諸王無故出城有罰，其法尤嚴。嘉靖七年，保定巡撫王應鵬言：“正德間，新增問刑條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宜編入。”不從。惟詔偽造印信及竊盜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尚書胡世寧又請編斷獄新例，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欽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書喻茂堅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會同三法司，申明《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後欽定事例，永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事例，雖奉詔革除，顧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采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引條例，故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詔尚書顧應祥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三十四年，又因尚書何鰲言，增入九事。萬曆時，給事中烏昇請續增條例。至十三年，刑部尚書舒化等乃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為正文，例為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刪世宗時苛令特多。崇禎十四年，刑部尚書劉澤深復請議定《問刑條例》。帝以律應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刪定畫一為是。然時方急法，百司救過不暇，議未及行。

太祖之定律文也，歷代相承，無敢輕改。其一時變通，或由詔令，或發於廷臣奏議，有關治體，言獲施行者，不可以無詳也。

洪武元年，諭省臣：“鞫獄當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連坐。”尚書夏恕嘗引漢法，請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法太重。”卻其奏不行。民父以誣逮，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太祖曰：“子訴父枉，出於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並論父。太祖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但論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毆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婦系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後議。二十年，詹徽言：“軍人有犯當杖，其人嘗兩得罪而免，宜並論前罪，誅之。”太祖曰：“前罪既宥，復論之則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興通判龐安獲鬻私鹽者送京師，而以鹽賞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悖，失信於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詔如律。

永樂二年，刑部言河間民訟其母，有司反擬母罪。詔執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職官及中外旗校軍民人等，凡犯重條，依律科斷，輕者免決，記罪。其有不應侵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十六年，嚴犯贓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贓者，並罪通賄之人，徙其家於邊。著為令。”日久法弛，故復申飭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謙言：“誑騙之律，當杖而流，今梟首，非詔書意。”命如律擬斷。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黃翰言：“民間無籍之徒，好興詞論，輒令老幼殘疾男婦誣告平人，必更議涉虛加罰乃可。”遂定老幼殘疾男婦誣告人罰鈔贖罪例。其後孝宗時，南京有犯誣告十人以上，例發口外為民。而年逾七十，律應收贖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依律論斷。例應充軍瞭哨、口外為民者，仍依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篤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