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九十三 志第六十九

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正統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貫者，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充軍，輕重失倫矣。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從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鹹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為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後三犯者絞。”帝曰：“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後憲宗時，都御史李秉援舊例奏革。既而南京盜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聞之，詔仍以赦前後三犯為令。至神宗時，複議奏請改遣雲。十二年，以知縣陳敏政言，民以後妻所攜前夫之女為子婦，及以所攜前夫之子為婿者，並依同父異母姊妹律，減等科斷。成化元年，遼東巡撫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武臣益縱盪不檢。請一切用律。”詔從之。武臣被黜降者，騰口謗訕，有司畏事，復奏革其令。十九年定，竊盜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竊盜，計贓滿百貫者犯，當絞斬。罪雖雜犯，其情頗重。”三犯前罪，即累惡不悛之人，難準常例。其不滿貫犯，徒流以下罪者，雖至三犯，原情實輕，宜特依常例治之。”議上，報允。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東陽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為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訊輕罪即時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並治其醫。”乃下所司議處。嘉靖十五年，時有以手足毆人傷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擬鬥毆殺人論絞。大理寺執嘉靖四年例，謂當以毆傷論笞。部臣言：“律定辜限，而《問刑條例》又謂鬥毆殺人、情實事實者，雖延至限外，仍擬死罪，奏請定奪。臣部擬上，每奉宸斷，多發充軍，蓋雖不執前科，亦僅末減之耳。毆傷情實至限外死，即以笞斷，是乃僥倖凶人也。且如以兇器傷人，雖平復，例亦充軍，豈有實毆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當一兇器傷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報罷，請諭中外仍如《條例》便。”詔如部議。自後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議擬，奏請定奪。

隆慶三年，大理少卿王諍言：“問刑官每違背律例，獨任意見。如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誥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備官軍不入直，開場賭博，概用此例。律文犯奸條下，所謂‘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買求其妻，又使之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奸者，律從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為妻者，原非姦情，律所不禁。今則概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矣。所謂‘不應得為而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蓋謂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所犯毆人成傷，罪宜笞，而議罪者則曰‘除毆人成傷，律輕不坐外，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毆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為’，臣誠不知其所謂。”刑部尚書毛愷力爭之，廷臣皆是諍議。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奸條，今後有犯，非系姦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

萬曆中，左都御史吳時來申明律例六條：

一、律稱庶人之家不許存養奴婢。蓋謂功臣家方給賞奴婢，庶民當自服勤勞，故不得存養。有犯者皆稱僱工人，初未言及縉紳之家也。縉紳之家，存養奴婢，勢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議，無論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以僱工人論；受值微少、工作計日月者，以凡人論。若財買十五以下、恩養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視同子孫論。或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僱工人論；縉紳之家，視奴婢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