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九十三 志第六十九

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禁，冀通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準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斗，準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準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後之例鈔，才足比於初之律鈔耳。而況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厘五毫，準鈔六百文，銀七分五厘，準鈔六貫。凡所謂律贖者，以比於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絕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寧家，原無納贖之例。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算事力，亦略相當，實不為病也。

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既壞，變為納銀、納米。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磚、運碎磚之名尚存也。至萬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並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所謂通變而無失於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疏放。疏放者，引赴御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髮。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宣德二年，御史鄭道寧言：“納米贖罪，朝廷寬典，乃軍儲倉拘系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於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遣還所隸州縣追之。”詔從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蓋降死一等，唯流與充軍為重。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誥》減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設而不用。而充軍之例為獨重。律充軍凡四十六條，《諸司職掌》內二十二條，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條例，充軍凡二百十三條，與萬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甲為二冊，一進內府，一付該管百戶，領去充軍。如浙江，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寧、遼東屬衛。有逃故，按籍勾補。其後條例有發煙瘴地面、極邊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而軍有終身，有永遠。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明初法嚴，縣以千數，數傳之後，以萬計矣。有丁盡戶絕，止存軍產者，或並無軍產，戶名未除者，朝廷歲遣御史清軍，有缺必補。每當勾丁，逮捕族屬、里長，延及他甲，雞犬為之不寧。論者謂既減死罪一等，而法反加於刀鋸之上，如革除所遣謫，至國亡，戍籍猶有存者，刑莫慘於此矣。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減從謫發，不可贖。”御史周時亮復請廣贖例。部議審有力者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贖軍之議卒罷。御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邊軍者，宜令納銀自贖。”部議以為然，因擬納例以上。帝曰：“豈可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復不允。

萬曆二年，罷歲遣清軍御史，並於巡按，民獲稍安。給事中徐桓言：“死罪雜犯準徒充軍者，當如其例。”給事中嚴用和請以大審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許。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處發叛逆家屬子孫，止於本犯親枝內勾補，盡絕即與開豁。若未經發遣而病故，免其勾補。其實犯死罪免死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勾原籍子孫。其他充軍及發口外者，俱止終身。”崇禎十一年，諭兵部：“編遣事宜，以千里為附近，二千五百里為邊衛，三千里外為邊遠，其極邊煙瘴以四千里外為率。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勾親鄰。如衰痼老疾，準發口外為民。”十五年，又諭：“欲令引例充軍者，準其贖罪。”時天下已亂，議卒不行。

明制充軍之律最嚴，犯者亦最苦。親族有科斂軍裝之費，里遞有長途押解之擾。至所充之衛，衛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走，可乾沒口糧，每私縱之。其後律漸弛，發解者不能十一。其發極邊者，長解輒賄兵部，持勘合至衛，虛出收管，而軍犯顧在家偃息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