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九十三 志第六十九

一、律稱偽造諸衙門印信者斬。惟銅鐵私鑄者，故斬。若篆文雖印，形質非印者，不可謂之偽造，故例又立描摸充軍之條。以後偽造印信人犯，如系木石泥蠟之類，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擬斬。偽造行使止一次、而贓不滿徒者，亦準竊盜論。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

一、律稱竊盜三犯者絞，以曾經刺字為坐。但贓有多寡，即擬有輕重。以後凡遇竊盜，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後者，依律論絞。或赦前後所犯並計三次者，皆得奏請定奪。錄官附入矜疑辨問疏內，並與改遣。

一、強盜肆行劫殺，按贓擬辟，決不待時。但其中豈無羅織讎扳，妄收抵罪者？以後務加參詳。或贓證未明，遽難懸斷者，俱擬秋後斬。

一、律稱同謀共毆人，以致命傷重，下手者論絞，原謀餘人各得其罪。其有兩三人共毆一人，各成重傷，難定下手及系造謀主令之人，遇有在監禁斃者，即以論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數年之後者，即將見監下手之人擬從矜宥。是以病亡之軀，而抵毆死之命，殊屬縱濫。以後毋得一概準抵。

一、在京惡逆與強盜真犯，雖停刑之年，亦不時處決。乃兇惡至於殺父，即時凌遲，猶有餘憾。而在外此類反得遷延歲月，以故事當類奏，無單奏例耳。夫單奏，急詞也；類奏，緩詞也。如此獄在外數年，使其瘐死，將何以快神人之憤哉！今後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單詳到院，院寺單奏，決單一到，即時處決。其死者下府州縣戮其屍。庶典刑得正。

旨下部寺酌議，俱從之。惟偽造印文者，不問何物成造，皆斬。報可。

贖刑本《虞書》，《呂刑》有大辟之贖，後世皆重言之。至宋時，尤慎贖罪，非八議者不得與。明律頗嚴，凡朝廷有所矜恤、限於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於贖例，所以濟法之太重也。又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而實邊、足儲、振荒、宮府頒給諸大費，往往取給於贓贖二者。故贖法比歷代特詳。凡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律贖無敢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端實開於太祖雲。

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以上記所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敘。至於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過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以上皆的決。文官及吏杖罪，並罷職不敘，至嚴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準贖及雜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議定贖罪事例，凡內外官吏，犯笞杖者記過，徒流遷徙者俸贖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與例互有異同。及頒行《大明律》，御製序：“雜犯死罪、徒流、遷徙等刑，悉視今定贖罪條例科斷。”於是例遂輔律而行。

仁宗初即位，諭都察院言：“輸罰工作之令行，有財者悉倖免，宜一論如律。”久之，其法復弛。正統間，侍講劉球言：“輸罪非古，自公罪許贖外，宜悉依律。”時不能從。其後循太祖之例，益推廣之。凡官吏公私雜犯準徒以下，俱聽運炭納米等項贖罪。其軍官軍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贖亦如之矣。

贖罪之法，明初嘗納銅，成化間嘗納馬，後皆不行，不具載。惟納鈔、納錢、納銀常並行焉，而以初制納鈔為本。故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永樂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處治，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流徒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贖鈔二十貫。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並折杖百四十。其所罰鈔，悉如笞杖所定。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問擬笞杖罪囚，有力者納鈔。笞十，二百貫，每十以二百貫遞加，至笞五十為千貫。杖六十，千八百貫，每十以三百貫遞加，至杖百為三千貫。其官吏贓物，亦視今例折鈔。天順五年，令罪囚納鈔，每笞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百五十貫；至杖六十，增為千四百五十貫，余杖各遞加二百貫，成化二年，令婦人犯法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