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一百六十八·列傳第六十五

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與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為躁輕，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申以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堅城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地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

兵勢既振，蘊蓄既現，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於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灶，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和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岩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御，水陸相濟，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

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荊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荊、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荊、襄，有淮甸，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趨漢陽，出不意以伺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並兵大出。摧拉荊、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並取荊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採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御之疏密，徐為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

議者必日，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擋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並力一向，爭地之術；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隨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二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眾，而能取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天國，師徒百萬，而為僥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又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不可謂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幸而取勝乎？秦王問王翦以伐荊，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御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蓋眾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幸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幸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

嗚呼！西師之出，已瓜及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師，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難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奸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為搖盪。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