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列傳第八十六

祭天名數議

天歲有九祭，鄭玄之說也。何以謂之九祭？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為二，龍見而雩帝於南郊，此九祭也。王肅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為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不過謂郊丘不可為一，而五帝之祀同為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可廢也。自唐以後，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則謂春祈谷，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為九祭。歷代尊黜異同，不過出於三者之說。愚獨以謂其說皆無足取證。鄭氏之五天帝不得為天，前已辨之詳矣。以圜丘南郊為二者，分帝為太微，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肅之祈農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請得而論之。按《月令》元曰祈谷於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谷於上帝，祈谷之，祭非郊與明堂之比也。善乎廬陵胡氏之論曰：“鄭謂此即郊，按《特牲》又雲郊迎長日之至，注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五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啟蟄而郊，則此未啟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不禮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谷非郊天，大祭詩云：春夏祈谷，豈謂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於天，不得於南郊、明堂並而大雩之，祭尤不宜與二大祭同議。按《春秋》之書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而求之，其甚者，則歌哭而請之，禮之變也。《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書雩之例，三傳雖有異同，大較紀其災之極。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焉，足以見夫旱之極矣。謂夫子紀魯之僭者，非也。魯之雩壇舞詠而歸者，非歟？又按鄭注，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矣。《詩》之《小序》，自歐陽氏、蘇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詳《小序》之箋。則先已有疑於本文，故其箋曰：“《月令》孟春祈谷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夫“是與”者，疑之之辭也。春猶得以祈谷言，夏不得以祈谷言矣。孔疏知“是與”為若不審之辭，復引仲夏大雩，以祈谷實為證。是徇小序之失，不若鄭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禮，有常有變，有因事之祭，若國故之旅於上帝，師行之類於上帝，天地之大災、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禱於天。孰謂雩旱而可謂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為一，明堂為二，此為一歲之大祭。若祈農事，雖非變禮，要為祭之次者。呂令固有議之者矣。獨祈農於上帝，誠不可廢。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故兩存而複議之。

圜丘議

圜丘之名，獨見於《周官·大司樂》《詩》、《書》、《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二載《禮》先儒謂出於漢儒，今不復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樂，圜鍾為宮，黃鐘為角，太族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鞀、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鞀，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鹹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鄭康成釋以為禘祭，又謂天神為北辰，地示為崑崙。歷代相承，皆謂祀天於圜丘。王肅之徒，雖難鄭說，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說率雜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神，獨鄭康成言之，既不能合於《詩》、《書》、《儀禮》，而於《周官》復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止言於地上圜丘奏之，不聞其祀天於圜丘也。況《大司樂》前雲奏黃鐘，哥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鐘，舞鹹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鐘、大呂、雲門為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蔟、應鐘、鹹。池為祭地，不當用方丘降神之所為祭地之所也。鄭康成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為北辰。後來紛紛沿襲共說。而王肅六天之辨，復泥於祀天圜丘之說，不能詳明其本文而折其謬，乃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靈恩、孔潁達鹹宗鄭而黜王。夫《大司樂》既無祀天圜丘之丈，而鄭氏天神復釋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釋圜丘者，謂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為，其說與《爾雅》合。雍鎬近郊宜或有此，若後代國都於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為之耶？抑亦為壇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鄭康成必本於前代。愚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無者，不必信鄭氏之說，本於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漢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之，而不敢明證其事。若謂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為一。謂祀天於圜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周官·大司樂》之本文。陳祥道《禮書》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所以盡文，亦宗鄭之說而微異。崔靈恩、義宗亦宗鄭、黜王。而所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誤，乃不能正其說。歷漢至宋諸儒，悉不過以《周官》傅合於《詩》、《書》、《春秋》，滋以啟後來之誤。故為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