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下 刑律下
△蒙古人及僧道訊斷法 赦令
刑律之條格，畫一之法也。斷例，則因事立法，斷一事而為一例者也，詔制，則不依格例而裁之，自上者也。
中統二年，陝西四川行省乞就決邊方重刑，帝不許。
三年，江漢大都督史權以趙百戶挈眾逃，斬之。詔：“自今部曲犯重罪，鞠同得實，必先奏聞，然後置於法。”
至元二年，詔：“隨路私商，曾入南界者，首實充軍。”
五年，田禹坐妖言，敕減死流之遠方。濟南王保和坐妖言惑眾，敕誅首惡五人，余勿論。是年，詔遣官審理諸路冤滯。正犯死罪明白，各證典刑，其雜犯死罪以下量斷遣之。
七年，尚書省契勘舊例，居父母喪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各離之，知而為婚者，各減三等。今議得定立格限，自至元八年正月一日為始已前，有居父母喪、夫喪內婚娶者，準以婚書為定，後犯者依法斷罪聽離。
八年，四川行省也速帶兒言：“比因饑饉，盜賊滋多，宜加顯戮。”詔群臣議之。安童以為強盜偷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依舊待命。從之。尚書省臣言：“在先重囚待報，直至秋分已後施行，每半年內多趲下淹住。議得以後重囚，經省部推問，再交監察御史覆審，無冤不待秋分，逐鏇施行。”從之。是年，敕有司毋留獄訟以致越訟，違者官民皆罪之。
十一年，有司斷死罪十五人，詔加審覆，其十三人，因鬥毆殺人免死充軍，余令再三審覆以聞。
十四年，敕犯盜者皆處死，符寶郎董文忠言：“盜有強、竊，贓有多少，似難悉置重典。”帝韙其言，遽命止之。
十五年，順德路總管張文煥、太原府達魯花赤太不花，以按察使發其奸贓，遣人詣省自首，反以罪誣按察使。御史台臣奏，按察使即有罪，亦不應因事反告，宜待文煥等事決，方聽其訟。其後同知揚州總管府事董仲威坐贓罪，行省方按其事，仲威反誣行省官以他事。詔免仲威官，沒其產十之三。二事同，而科斷之不一如此。收括闌遺官也先闊闊帶等坐易官馬闌遺人畜，敕免其罪，以諸路官兼管收括闌遺，如官吏隱匿及擅易馬匹、私配婦人者，沒其家。
十六年，詔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論漢人、回回皆論死，且沒其妻子。是時阿合馬用事，奸贓狼籍，故勸帝嚴刑竣法，以鉗士大夫之口焉。敕諸路所捕盜，初犯贓多者死，再犯髒少者從輕罪論。阿合馬言：“有盜以舊鈔易官庫新鈔百四十錠者。議者謂罪不應死，盜者之父執役臣家，臣如徇議者之言，寧不自畏。”詔論死。
十九年，和禮和孫言：“去年中山府奸民薛寶住為匿名書來上，妄效東方朔事，欺妄胡廷，希凱官爵。”敕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台陳告。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從之，耶律鑄言：“前奉詔，殺人者死，仍征燒埋銀二十兩。後止征二錠，其事太輕。臣等議，依蒙古人例，犯者沒一女入仇家，無女者征銀四錠。”從之。是年，王著、高和尚殺阿合馬，帝震怒，戮著等，並殺樞密副使張易，皆醢之。其後，帝悟阿合馬之奸，追論其罪，剖棺戮屍，醢其二子，又戮其第三子，剝皮以徇。帝欲重懲奸吏，故用法特嚴。然剝皮及菹醢之法，唐、宋以來所未有也。
二十年，禁雲南沒人口為奴及黥其面者。舊制，雲南重囚，便宜處決。帝恐濫及無辜。敕今後凡大辟罪，仍須待報。刑部尚書呈：“鞫問罪囚，笞、杖、枷、鎖，凡諸獄具，已有聖旨定製。自阿合馬擅權以來，專用酷吏為刑部官，謂如刑部侍郎王儀獨號慘刻，自創用繩索法，能以一索縛囚，令其遍身痛苦，若復稍重，四肢斷裂。至今刑部稱為王侍郎繩索，非理酷虐，莫此為甚。今參詳內外官司，推勘罪囚獄具，合依定製，不得用王侍郎繩索。各處推官司獄以至押獄禁卒人等，皆當擇用循良，庶得政平訟理。”又御史台準中丞崔少中牒：“鞫獄之制，自有定製。比年以來，外路官府酷法虐人，有不招承者，跪於瓷芒碎瓦之上，不勝痛楚，人不能堪，罪之有無，何求不得。其餘法外慘刻，又不止此。今後似此鞫問之慘，自內而外，通行禁斷。如有違犯官吏，重行治罪，似合體國家恤刑之至意，去酷吏婪虐之餘風，天下幸甚。”中書省並照驗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