牐牎壩迫患南山”的“見”，在《文選》《藝文類聚》本中曾作“望”，《東坡題跋》對此評判到：神氣索然矣。“望南山”為何神氣索然，“見南山”為何意境精彩，實因為這個“見”字，含有一種自然“呈現”的意思，就如同“桃花源”在漁人面前的偶然而奇妙的呈現；而“望”字，則帶有一種尋覓索求的姿態——這樣的姿態中，“桃花源”與“南山”將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迷失，徒遺一片石頭。關於“南山”，我現閱的《飲酒》詩後有這樣的注釋：江西廬山。或許注者還認為廬山這一風景名勝增添了陶詩的詩意。但說實在的，它完全敗壞了我的興致，比“望”字更令詩境索然。在陶詩給予我的想像中，“南山”的形象，似乎應是一抹淡藍的色彩，為峰巒的線條所勾勒，浮動於時間與空間的某個距離，既不能逼近，卻也並不遙遠。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從未嘗試去探討這一神奇的距離，因為陶淵明的“欲辯已忘言”的“真意”，在很大程度上，便存在於這一距離所撐開的空間，我害怕在探討中將“真意”，將“南山”遺失。至於廬山，則不然了，我可以很容易地從我的所居地測量出到達它的陸路或水路距離，當地旅行社的廣告更簡潔：“廬山三日游”——就是說，只需三日的時間，即可穿越它。而對於神奇的“南山”距離，不僅現有的尺寸不能提供幫助，而且在我們與它之間，至少還包含著兩種距離：由我們的眼睛到紙上文字的一段；再由文字到詩境中“南山”的一段。對於前一段距離，我或許還可以比劃一番，對於後一段距離，乾脆就是無所適從。無法得路之際，我想，我們是否可以換一種方式，即尋找某種參考，來想像一下那段詩意的距離及空間。
牐牪┒赫斯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說《小圓盤》，說是有一個國王，陷入了四處流亡的境地，但只要他的手心還握有一個小圓盤，他就仍然是國王。這個小圓盤只有一個面，似乎沒有厚度——這在常識與經驗中實在難以想像。然而，如果撇開實用實利的目光，我們將會很快發現，我們常見常說的“水中月”即是一例。博爾赫斯是阿根廷當代享有世界盛譽的大詩人，如陶淵明的隱居于田園，這箇中年失明的人幾乎終生隱居於書籍與文字之中，隱居於自己的詩的王國，因而，他對於文字與它的詩境的感覺，有著超常的敏銳。他的“小圓盤”在某種意義上，所指的就是中國古典詩論中“水中月”的詩境，它象徵了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詩之王國。這個“水中月”式的“小圓盤”的構成要素，自然是文字——它同樣具有著單面的特徵，而對於詩人來說，只要控制了它，就控制了一個王國，就是國王。這個王國的疆域表面上看來似乎不大，手指即能劃出它的邊沿，也顯得很單薄，但它真正的疆域卻存在於它的單面之後——它隨著時間而無限地延伸，沒有終結，沒有朝代的更替，它與時間一樣，是沒有底的——這也是它只有一個單面的緣故。在勾勒了這個“水中月”式的“小圓盤”後的詩意王國之後，現在或許可以這么說，陶淵明的“南山”就存在於這個沒有時間疆域的王國之中，而且可以是在這個王國的任何一個位置。博爾赫斯小說中的“我”，曾不擇手段地想得到那個“小圓盤”，但他失敗了，“小圓盤”一閃不見了。他徒然地用斧子在消失的地方做了標記，就仿佛離開了桃花源的漁人一般——他一直在找，但一直也沒有找到。
牐犉奈遺憾的是，今天的讀者已很少提到陶淵明的《擬輓歌辭三首》，它約寫於南朝·宋元嘉四年（427），陶淵明六十三歲，他在這一年的十一月去世。這三首《輓歌》的偉大，當不在《飲酒》之下，古人曾將它與孔子的曳杖歌（“泰山其頹乎”）相媲美。在這組詩中，詩人提前為自己舉行了葬禮，構想了被送葬的一幕幕場景，其深刻的悲憫，真實的荒誕，直是屬於現代文學的。詩篇的最後四句“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魯迅先生曾在他的感人至深的《紀念劉和珍君》中引用，使之更為著名。但大多數讀者對此的理解，恐怕還是一種生命必然歸宿的悵嘆，以及青山何處不埋人的曠達，他們往往忽視了這座山不僅僅是一座由土石構成的青山，還是一座有著時間中不會凋零的青色的“南山”——這兩座山在某種意義上，分別代表了陶詩的可及與不可及處。實際上，陶淵明對魯迅的影響，遠比人們想像的深刻，儘管他們的性格是如此迥異，但在深層的山脈上是相通的。《野草》中有一首傑出的散文詩《死後》，即是描寫“自己”死後的各種荒誕境遇，直是陶淵明的《輓歌》的現代版本，甚至魯迅的遺囑式的《死》一文，亦有著某種濃郁的陶淵明的味道。所以，魯迅為了自己的陶淵明，與朱光潛曾有過一番頗為不給面子的論爭，並非毫無緣由。當然，在我們後人看來，兩位先賢的陶淵明都沒有錯，是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離觀察到的“南山”，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生命亦由此進入了各自的“南山”——如陶淵明在《輓歌》中所吟詠的：“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本文作者：莊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