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
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最重要的儒家學派，學者以“理”或“道”為哲學基本範疇，探討“性命義理”，故稱“理學”，又稱“道學”。理學起於北宋，盛於南宋，宋理宗趙昀時，曾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官方哲學，後經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漸衰落。
唐中葉以後，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思想領域中儒、佛、道三家長期又鬥爭又融合的結果，為新儒學的產生準備了經濟、政治和思想的條件。唐代孔穎達修《五經正義》，對漢、魏以來的經學作了總結，舊儒學走上了末路。從宋代開始，學者突破舊註疏的束縛，憑己意自由說經，形成了懷疑古代儒家經典的風氣。此後，不少學者依據儒經，進而探討有關宇宙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起源與構成的原理，各自建立起理論體系，形成了宋代新儒學的流派。理學即是其中的一個學派。
宋代理學的創始人周敦頤(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縣)濂溪人，也稱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學說，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綜合探討宇宙本原、萬物生成、人性、封建倫常等問題的理論體系，他的著作《太極圖說》和《通書》後來成為理學家的經典文獻。與周敦頤約略同時的理學家邵雍(1011～1077)，范陽(今河北涿縣)人。他繼承漢代以來的象數學，以闡發《周易》經義，又與道教結合，構成數的圖式，形成了新的象數學。邵雍提出的天地運化，道在物先等自然觀和宇宙論，為其他理學家所推崇。張載(1020～1077)，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字子原，世稱橫渠先生。著有《正蒙》、《經學理窟》等，融合自己對於《周易》、《中庸》、《周禮》等經義的解釋，提出了關於“氣”、人性、義理和封建倫常等理論。程顥、程頤兄弟，開始以“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提出了略為系統的理氣說、有對論、人性論、格物致知說等。南宋朱熹主要繼承和發展二程的學說，又吸取北宋其他理學家的某些學說，完成了集大成的歷史使命。故宋代理學又被人們或稱為程朱理學。與朱熹同時的陸九淵，創立了“心學”學派，一度在學術上與朱學並立。宋寧宗時掀起過反“道學”的鬥爭，以韓侂胄為首的反道學勢力並沒有形成自己的學派，只是從政治上對理學家進行打擊。宋理宗以後約五十多年的時間里，程朱學說被定為官方哲學，獲得迅速傳播。其他學派或與程朱學說“會同”，或改變初衷，影響逐漸削弱。
宋代理學大致有以下特點：①學者探討義理心性，蔚為風氣，各派理學家的學說雖然有所差別，但使用的範疇大致相同。他們用“理”概括精神，用“氣”概括物質，對理和氣這一組高度概括的哲學範疇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從而邁入研究精神與物質的關係乃至人類本質的新階段，使人們對於宇宙和人類的抽象思維能力超越了前人一大步。②理學家在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方面，提出了“無獨必有對”或“一分為二”的新命題，指出“對”(矛盾)的普遍性，甚至指出有些“對”的雙方可以互相轉化，把中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周敦頤開始模糊地提出事物成對的觀點，張載進一步指出事物“有對”和“變”、“化”的普遍性，二程承認萬物或萬物之理都是“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朱熹更進一步指出“一中又自有對”，並用“一分為二”的命題表示事物的對立統一現象。③理學家在論述理氣觀、人性論、格物致知學說時，往往在基本範疇中貫注社會倫理原則，使這些哲學的論述以宣揚封建綱常倫理為歸宿，即以封建綱常倫理來解釋自然，既使自然道德化，又使道德自然化。他們幾乎都把意識的“理”和封建秩序的“禮”相互等同，把“理”升格為“天理”，又把三綱五常說成是“天理”“流行”的必然結果，藉以論證綱常的永恆性。④理學家大都以反對佛、道為己任，同時又吸收佛、道的許多思想內容，其中主要是佛教禪宗和華嚴宗的某些說教。但是，在南宋中期以前，各派學說尚處於探索、創新的階段，相當多人的哲學思想前後曾有較大變化，並且在與佛教的思想鬥爭中不知不覺地敗下陣來，而在晚年皈依佛教。程頤的高徒游酢、楊時、謝良佐、呂大臨以及尹焞等，後來都成了佛教的信徒。直到南宋中期，朱熹建成精緻而龐雜的理學體系，從各方面闢佛，才算從理論上暫時抵制住佛、道這兩個“異端”。⑤理學家內部尚未形成壁壘森嚴、旗鼓相當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兩大陣營。張載從未對二程學說進行爭辯，也沒有形成唯物主義思想體系。二程和朱熹、陸九淵等則比較自覺地建立了各自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二程一再明確反駁張載等人學說中的某些唯物主義觀點，至於朱熹則幾乎對所有其他學派的不同觀點進行了辯駁。
金初處於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階段，只是逐步接受漢族封建文化，尚未有人提倡建立學派。世宗、章宗獎勵儒學，邵雍和二程之學得以繼續傳播。金末王若虛著《道學淵源序》，推崇理學，以為宋儒“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復續”，但又指出理學“訊息過深”、“揄揚過侈”。趙秉文也以程朱的道德性命之學自任，一時號為“斯文盟主”。王、趙在社會上廣有影響。蒙古滅宋前，儒生趙復和姚樞、許衡、竇默在北方傳播程朱之學。趙復和姚樞在燕京首建周子(敦頤)祠和太極書院，廣收門徒，講授理學。元朝建立後，理學家適應新的形勢，由“用夏變夷”的傳統觀念演繹出“行中國之道即為中國之主”的政治原則。吳澄祖述周、邵、程、朱，但不再講“尊王攘夷”，只講倫紀綱常，以維護元朝的統治秩序；又力主“和會”、“和同”、“兼綜”朱陸，對理學作通俗的講解。許謙在元代講學四十年，在社會上頗有影響，他著重倫常和修身之學，也贊成朱、陸合流。元成宗鐵穆耳提倡理學，以朱熹等人疏纂的五經為科場考試標準，“定為國是”，使理學成為官學，其影響超過了宋代。
明承元制，崇奉朱學為正宗。明初理學家注重博學廣識、考訂典制，理論上建樹不多。至薛瑄、吳與弼、陳獻章等人，各自闡釋朱學的理氣觀或心性學說。明代中期，王守仁遠紹陸學，又兼融朱學的一些內容，脫穎而成“博大、精細”的王學體系(即陽明心學)。王守仁以“靈明”、“感應”說，使朱、陸關於心、物的分歧得到統一；以“致良知”說，使朱、陸關於知、行的分歧得到合一。一時王學“門徒滿天下”，幾乎成為統治哲學。與此同時，羅欽順和王廷相對王學及程朱理學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評，又接受了程朱理學的一些觀點。明末清初到清代中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出現了啟蒙主義思潮。王夫之和顏元、戴震等對理學展開了總批判，建立起唯物主義的哲學體系，宣告了理學的終結。考據學派的興起，進一步加速了它的衰敗。李光地等編纂《性理精義》等書，未能挽救理學的厄運，反而成為理學走上絕路的標誌。
作為地主階級新的思想理論體系，理學一度對當時社會的發展起過好的作用。它在思辯哲學方面的發展，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對於周鄰各族的封建化，對於日本、朝鮮的歷史發展，理學也曾發生相當大的影響。但是，理學在強化封建禮教、維護宗法等方面，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不斷發展，愈益起著消極乃至反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