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簡介
鄒魯(1885—1954年)，幼名澄生，以“天資魯鈍”，自改名為魯，別號海濱，廣東大埔縣城人。十九歲赴潮州韓山書院讀書。
他感到科舉制度及教學方式誤國誤民，遂起辦新學之念，回埔聯絡張龍雲等人創辦了樂群中學，並親自執教，1905年加入興中會尤烈主持的中和堂。後得朋友資助，東遊日本，加入同盟會。回廣州後考入政法學堂，結識了朱執信老師及陳烱明等，參加了秘密革命活動。
1908年10月，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先後死去，反清浪潮不斷高漲。鄒魯與朱執信等人以為時機成熟，策劃廣州新軍起義。因事泄，鄒魯暫避香港，不久旋迴政法學堂就讀。畢業後，受聘於粵商自治會執教。1910年2月，赴汕頭髮動新軍配合廣州起義。因廣州新軍突遭清將李準部襲擊，鄒魯返廣州奔走營救，被清巡撫列為緝捕對象。因得丘逢甲副議長庇護，才倖免於難。次年孫中山派胡漢民、黃興等在香港設統籌部，準備發動廣州起義，鄒魯受命在廣州創辦《民報》，宣傳革命思想。他利用咨議局作掩護，在局內出版，分送到新軍及防營中。後因溫才生剌孚琦於諮議局前，該報作了報導和發表讚揚的評論而被查封。事後，當局要鄒魯以寫“悔過書”為條件，準其復刊，但他斷然拒絕。1911年l(月10日武昌起義後，鄒魯立即與朱執信、陳烱明、胡漢民等組緝廣東起義回響。鄒魯留香港籌備兵器、軍餉等軍需財物，支援各路義軍。11月陳烱明在惠州起義後與清軍秦炳直部相持，鄒魯聞訊力促西、北兩江民軍起義回響，並組織敢死隊兩百人馳援，擊潰清軍。一舉光復惠州、廣州，舉胡漢民為廣東都督，組織軍政府。
廣東穩定後，孫中山先生組織北伐軍，姚雨平為總司令，鄒魯隨軍北伐，為兵站總監，主管調撥陸海軍的武器裝備。在江浙、上海等地革命軍民配合下，北伐軍屢潰清軍，攻克南京。經十七個省的起義代表協定，成立中華國，舉孫中山先生為大總統。
南北議和後，鄒魯便自請釋兵，返回廣州，被委任為廣東省官錢局總辦。為挽救金融危機，設錢莊，提高廣東幣值。翌年國會成立時，鄒魯當選為廣東代表之一。國會期間，袁世凱企圖以陳烱明取代胡漢民，製造分裂。又派人攜款四十萬元籠絡鄒魯。鄒魯拒絕接受，勸來人不要拿國家錢財用於個人爭權奪利。並在國會中提出宋教仁被殺案要用司法程式解決，“質問趙總理何以不依法赴質書”，起草“彈劾袁政府違法大借款案”等，被稱為“捋虎鬚”議員。為此，鄒魯險遭逮捕。面對國民黨中的腐敗，孫中山先生於1915年組織中華革命黨，創辦《民國雜誌》，進行反袁鬥爭。鄒魯遵照孫中山指示，出任編輯，纂寫《袁世凱之對內政策》等文章，揭露袁氏破壞約法，出賣國家利益的事實。不久，在西南各省支持下，孫中山準備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派鄒魯北上策劃國會南遷。鄒魯得到眾議院吳景濂、王正廷正副議長支持，兩百多議員到廣州出席非常會議，建立了護法軍政府。在組織護
法戰爭中，鄒魯任潮梅軍總司令，擊敗據東江之莫擎宇部。不久袁世凱稱帝，激起全國反袁高潮，袁氏於反對他的怒潮中暴斃。國會重開。鄒魯在國會中提出“查辦張勛案”、“十大質問書”，揭露段祺瑞政府失職、違法等情況。議會遭受暴徒襲擊，鄒魯等被毆傷。國會被迫解散。鄒魯返粵參加孫中山的第二次護法運動，動員援閩粵軍陳烱明回師廣州，鄒魯亦聯絡民軍配台，奪回廣東控制權，成立國民政府。鄒魯任兩廣鹽運使，掌管財源。
1922年，陳烱明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孫中山避難上海，召鄒魯為人總統特派員，負責策劃討陳。經各方聯絡，召開滇粵桂三方“白馬”會議，以大總統名義委任楊希閔為滇軍總司令、劉震寰為桂軍總司令，舉兵討陳，克廣州。1923年初，孫中山電委胡漢民、鄒魯等五人全權暫代行大總統職權。後迎孫中山返廣州，重建大總統府。鄒魯任財政廳長，被譽為“理財經綸手”年底，孫中山計畫將廣東高師、政法大學、廣東農業專科學校合併成立廣東大學，委任鄒魯為高師校長、廣東大學籌委主任。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鄒魯當選為中央執委委員、青年部長，後為常委。
國民黨“一大”後實行國共合作。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聘請一些蘇聯顧問、共產黨人擔任了一些部長、秘書等要職。但在教育經費等問題上，鄒魯與蘇聯顧問鮑羅廷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受到嚴重警告處分。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鄒魯以中國國民黨中央三個常委之一的身份，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通過“取消共產(黨)派在本黨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僱案”等決議案，設立中央黨部與廣州的中央黨部對立。1926年1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永遠開除鄒魯等的黨籍。
1927年4月，蔣介石開始清黨運動，7月，汪精衛亦公開反共，承認西山會議派人員的黨籍，達成三派的聯合，組成國民黨特別委員會。由於意見分歧，鄒魯為避“黨閥”之嫌，決定離開政壇，隨即出遊歐美各國，撰寫《中國國民黨黨史》。
1929年，濟南慘案、中東路事件相繼發生，鄒魯從日本回國，沿途經朝鮮見受日軍蹂躪後的亡國悲慘情景。回國後，見蔣、馮、閻為爭奪地盤逐鹿中原，強敵當前置國家安危而不顧，鄒魯勸告張學良要“中立守土，以防日人擴張”。後赴太原遊說馮玉祥、閻錫山“化干戈為玉帛”，提出召開國民黨中央全會，解決蔣介石獨裁問題。1930年8月，會議於北京召開期間，張學良支持蔣介石，以調解蔣、馮、閻之矛盾為藉口，出兵進駐北京。西南軍界主張動武解決。鄒魯回廣州，日本土肥原乘隙拉攏鄒魯，表示日本願與西南軍界合作，贊成武力消滅張學良，西南軍界主持東北三省。鄒魯面質土肥原說：“張學良是中國官吏，政府自有權任免，其行為如何，政治如何，都是中國內部的事，何勞貴國過問？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國土淪喪，全國各界掀起抗日高潮，西南各省軍政要員提出抗日反蔣。蔣介石軟禁胡漢民。鄒魯回廣州宣傳抗日反蔣。他認為蔣介石“懷抱獨裁之野心，曲解訓政之真義，蔑視輿論，遏抑民權，以摧鋤異己為得計，以窮兵黷武為能事”，與馮、閻聯合，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非常會議和國民政府，鄒魯當選為國民黨中央黨部委員和國府委員。10月，蔣介石逼於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壓力，辭去軍政各職，並派員南下廣州談判。鄒魯以為“蔣介石光明磊落”，勸說西南軍政界要員“團結禦侮，共赴國難”，並出席了上海和平會議和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當選為國民政府委員、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委和黨部常委。次年，接任中山大學校長。1935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委和國府委員。
由於國土不斷淪陷，西南軍界當局利用全國抗日運動高漲情緒，公開與蔣介石抗衡。土肥原再次來廣州會見鄒魯，表示願與中國共同防俄防共，但南京無誠意；故願與西南方面合作，提供借款和軍械。鄒魯對土肥原說：“如日本有誠意，則不應掠我東北。”土肥原未達目的，又派松井向鄒魯解釋：東北事件是南京不與日本交涉，卻聯俄制日，所以有東北之擧。鄒魯力質松井，說明中國若聯俄，日本不敢即來侵犯。中俄戰爭後，日本才來侵犯的。鄒魯出席世界大學會議時，留下一信給西南當局，說：“國難當前，應捐成見，服從中央決定，增強禦侮力量。若假抗日之名，陰作顛覆中央之計，內戰既開，兵連禍結，轉為日人所乘，坐收漁人之利。”許崇智、葉楚傖趕至香港見鄒魯，鄒魯向他們提出：“全國各黨各派值此國難當前，應放棄一切成見”；“消滅內戰，以全力抗日”；“要喚起民眾，使學、農、工、商、兵一致團結”，“凡助我抗日者皆認為朋友”的主張。南京淪陷後，
鄒魯進一步向蔣介石提出“派員赴俄聯絡，器用抗戰將領”的意見。
鄒魯復任中大校長之後，全力進行整頓。他認為教育是救國的基礎，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主要是學校發達，科學進步。1923年冬，他任廣東大學籌委主任、校長，時為戎馬倥傯，難得兼顧。如今能按其志管理大學，以求“樹一最高學府”。
首先，他將中大學生抗日救亡活動統一在學校領導之下，禁止員生在上課時間開會，並建立特別黨部嚴加控制學生的聚會，恢復教學秩序。同時，為提高師資力量，派員赴北京等地聘請名教授，使中大集中了一批優秀教授，成立各學科研究所、研究會，創辦學術刊物，為發展學術研究提供較好的條件。1937年，設立研究院碩土學位考試委員會，擧辦了第一屆碩土生學位考試，授予各科畢業的研究生以碩土學位，獎勵優秀學生出國留學。
建設石牌中大新校舍，按實際情況調整院系，將原來五個學院擴大為理、工、醫、農、法、文、教育等七個學院。接管兩廣土壤調查所、廣東通志館，組織師生調查土壤、編寫廣東通志。制定和實施六年三期的建校規劃，於廣州市郊五山置地四萬畝，以實現孫中山的遺願。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危機，國內戰事頻繁，教育部長朱家鞾又對鄒魯不滿，常常拖欠教育經費。鄒魯面對困難，毅然實施龐大建校規劃。他請中央撥款，又向西南政務委員會要錢，向國內外同胞、僑胞廣泛發動募捐。為使工程如期進行，鄒魯四處奔波，絞盡腦汁，“除了沒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頭外，可說一切都做到了”，他“形神俱瘁，苦辱交加”，始“獲在粵諸董事及財政部長之助”，終於如願以償，為中大建設作出不可磨減的卓越貢獻。
初期建校工程完成孫中山銅像，農學館，化學、電氣、機械、土木工程等教學樓，師生宿舍；中期建農林化學館，天文、物理、生物、地理、化學等實驗教室及文學院、法學院、養蠶室、調桑室、園藝溫室等。增辦護土學校、助產學校和醫學院附屬第一、第二醫院，附中、附小等。還在潮汕、湛江等地創辦農場、桑場。為學院實習、科研提供了配套場所。1938年各項工程基本完成後，鄒魯作詩自慰：“藍縷簞路啟山林，寸寸山村盡化金；樹木樹人兼樹谷，規模遠托百年心。”至1940年6月，鄒魯辭呈被批准，離開中大。他任中大校長十多年內，培養畢業生近五千人，學子散於世界各地。1936年，鄒魯曾應邀出席德國海德堡大學五百五十周年紀念會，獲法學博土。義大利羅馬大學校長、香港大學副校長曾先後訪問中大，甚讀中大之成就，提出並達成交換教授、留學生的協定。埃及亞力山大大學增中大免費留學生名額。中山大學進入世界著名大學的行列。
鄒魯曾向西南政務委員會提出教育改革計畫，主要內容：國民不分男女都要普遍接受教育，國小國家辦，中學由地方和生產部門分類辦，大學由中央或部門辦；實行教學與社會生產相結合，由消費型向生產型轉化；改革教材，將智育與德育結合起來，等等。
鄒魯辭去中大校長後，以“圖書滿架，瓜菜滿園”為樂。1946年，他當選為監察院委員，1949年7月，參加廣州召開的“非常會議”，離會去香港，移居台北，後任中央評議委員。著有《中國國民黨史稿》、《回顧錄》、《教育與和平》、《鄒魯文集》、《鄒魯文存》等。1954年2月8日，鄒魯因腦溢血辭世，終年七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