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個玩笑也開得太大了吧？”孫啟勤突然大聲地吼了起來，唾沫星子橫飛，臉漲得通紅，“你不是拿我在開心嗎？你也要講良心道德啊？我也不想把你弄到法庭上去，但是你自己要上法庭我也沒辦法。”
說完，“啪”的一聲，孫啟勤就把手機給掛了，嘴裡還不停地念叨著：“太不像話了，太不像話了。”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
經營山莊一敗塗地
這個電話是孫啟勤原先的一個投資夥伴打來的，兩年前對方想在他的山莊辦一個孔雀園，當時，孫啟勤本以為能夠藉此帶動山莊的生意，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並允諾免費提供場地，而由對方負責孔雀的來源、飼養和管理。
可是，在孫啟勤花了兩萬多元把孔雀園建起來之後，對方卻聲稱不要了，這讓孫啟勤十分惱火，雖經多次交涉，對方卻一直不理不睬。無奈之下，一紙訴狀把對方告上了法庭。可能是收到了當地法院的傳票，對方這才慌了，打電話來向孫啟勤求情，看能不能放棄起訴。
讓孫啟勤上當的不僅是這一樁事，自打山莊建成以來，孫啟勤就接連吃了好幾個悶虧。
起初，他想以養殖業帶動旅遊業，經多方打聽，肉犬和波爾山羊比較掙錢，而且都是供應商包銷，用不著為銷路發愁，孫啟勤就花了20多萬從徐州買了幾百隻肉犬和山羊。
這時孫啟勤的錢有點緊了，雖說扣除個人所得稅後，拿到手的錢有400萬，但給姊妹幾個買房花了200多萬，又投資股票，建圖書館，還有親戚朋友借的錢，再加上山莊的初期投資100萬，一年下來，孫啟勤的手上已經剩不了“幾個子兒”了。
但他心想這些付出都是暫時的，眼看著小傢伙們越長越壯，過不了多長時間，銀子就要滾滾而來了，孫啟勤已經為下一步即將掙來的錢該怎么花暗自盤算了起來。
天有不測風雲。就在肉犬和山羊快要上市的時候，“非典”爆發了，原先1萬元的種犬300元錢都沒人要，最後賣出的錢加在一起還不抵當初的一趟運費。雖然栽了個大跟頭，但他並沒有從此偃旗息鼓，他堅信只要自己繼續堅持把山莊辦下去，不愁沒有出頭之日。
果不其然，幾個月之後，《實話實說》、《小崔說事》接連請他做了節目，山莊的名氣由此開始大增，很多城市裡的富商紛紛慕名而來，但是山莊前那條遲遲沒有修好的公路幾乎讓所有人都敗興而歸。一個張家港的老闆本來要投3000萬，過來看了之後對孫啟勤說，即使5000萬也弄不好，因為光修路就得花幾千萬。
“衝動”的懲罰
經營山莊的失敗成了孫啟勤所有不幸的根源。其實，在2001年中500萬大獎之初，孫啟勤根本就沒有辦山莊的念頭。幾年前，孫啟勤所在的醫院搞三產，沒人牽頭，大家都說他能去，他也沒多考慮，就去了。結果，因為市場不景氣，廠子沒幾年就搞垮了，他也因此陷入了一場幾十萬元的官司糾葛之中。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孫啟勤原本是把投資山莊的錢留出來給女兒出國用的，護照簽證都辦好了，可是女兒為了男朋友最後放棄了，就剩下這100多萬。此時，孫啟勤房子剛裝修完回到醫院上班。
沒有不透風的牆，就像當國中了500萬之後，這一次也沒瞞得住親戚朋友。當一個朋友上門借錢時，孫啟勤的心再次軟了下來，在朋友眼中，他一直是一個很夠哥們義氣的人。
但他還是給自己留了一條退路，“借錢給你不可能，送錢給你更不可能，你也不要像原來那個朋友一樣，把事情搞糟了，我願意投資100萬讓你搞。”
此前鎮上的幹部就跟孫啟勤商量過辦山莊的事，說搞農村旅遊以後肯定賺錢，於是，兩人一拍即合。很快，50畝地就批了下來，建賓館，蓋花園，設立遊獵場，不過幾個月的工夫，山莊就已初具規模。他還給山莊起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虬泓”。“虬”是龍的意思，他希望山莊日後能像龍一樣飛騰。
那時候，對於山莊的未來，孫啟勤心中根本沒有任何規劃，朋友說什麼，他就照著做什麼，包括養肉犬和山羊的事也都是別人出的點子。建個廟五千，綠化兩萬，當時，他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些花費究竟合不合理，有沒有必要。
“對於一切，都太過於理想化了。”說起當初一時的衝動，孫啟勤的語氣里滿是悔恨。他不恨別人，而是恨自己太容易輕信別人。
如今，放眼望去，整個山莊空空蕩蕩，斥資幾十萬建起來的豪華賓館緊鎖著大門，這裡自從建成那天起就沒有人光顧過，所謂的遊獵場也不過是個只有幾畝地見方的地方，還被一堵牆堵了起來，門口掛的牌子上寫的各種動物的名字，裡面卻一隻都看不到。
分錢
為了繼續維持山莊的正常經營，孫啟勤甚至把自己的房產都抵押上了。面對眼前這樣一個爛攤子，孫啟勤說，他只期待著路能儘快修好，早一天有人上門找他來投資。跟他現在沒錢時的心情一樣，在中了500萬之後，他也曾為如何花這些錢而苦惱過很長一段時間。
“懵了，也不去上班，就成天在家裡看電視，什麼事都不管。”那段日子，他整個人迷迷糊糊的，至少有一個星期沒有睡好覺。說起中獎，孫啟勤覺得是上帝有意的安排，因為在中獎前，就有很多的預兆。
比如說，以前家裡從來不貼對聯，2001年春節他偏偏把家裡貼得紅堂堂的。再比如說，他回城裡父母家吃年夜飯的時候，就口出“狂言”，“明年不要我忙了，我是百萬富翁，我給你們姊妹幾個一人買一套好房子。”恰巧就在這天，第六期體育彩票開獎。
而在這一年裡，為了買彩票，他把抽了多年的煙戒了，總共花了3000多，最多的一次中了20元錢。
朋友們知道他中大獎的訊息後，都建議他把錢存銀行、買基金，這樣做既保險又升值。但他和妻子商量好久，還是先決定兌現大年三十說的那句玩笑話，“自己還可以掙錢，到退休了還能養活自己，何況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且這些年，自己的幾個兄弟姐妹待自己也不薄，當年債務纏身，女兒又在念大學，自己一個月才拿一千多塊錢，在生活最窘迫的時候，他當時沒少跟兄弟姐妹們借錢。
錢還沒領到手，房子就已經訂好了，姊妹四個每人各一套，從裝潢到買紅木家具，再到電器，都是孫啟勤一手包辦，足足花了他200多萬，而且有半年時間，他連工作都不乾，全部撲在房子的事上。
在四戶人家集體入住的那一天，他興奮異常，幻想著日後姊妹們從此和睦相處的美好圖景。孫啟勤又拿出其中的一部分錢還了債務，但是餘下的錢還有很多，用了20萬來炒股，妹妹和女兒承包了這項重擔。一開始還掙了四五萬，孫啟勤讓他們拋，可他們偏偏不聽，結果賠了十幾萬，“他們跟我就不一樣，他們心太野了。”
還有180萬，既然是上帝的恩賜，何不用它來做點善事呢？孫啟勤打算拿出十幾萬捐給當地的養老院。他的這一想法遭到的朋友們的否定，給出的理由是應該把錢用於更好的事業上，於是，海安縣第一家民營少兒圖書館誕生了。
哥哥看到他就撥110
不知為何，到孫啟勤家拜訪的客人開始一天比一天多了起來，認識的，不認識的，他們名義上是來道喜，但目的卻只有一個：借錢。孫啟勤雖說是個很講情義的人，但也不是個個有求必應，關係好的就多借一點，不怎么熟的少借一點，對於那些連名字都叫不上來的直接回絕。這部分錢加一塊兒少說也有30萬。
可是令孫啟勤感到納悶的是，去年他資金周轉不靈，跟這些人開口要錢的時候，他們卻都像隱形人一樣躲得無影無蹤。
電話打了一個又一個，但就是不接。當初，孫啟勤礙於面子，有的連一張欠條都沒讓他們寫過。他沒料到，自己堂堂一個身價百萬的富翁怎么可能會淪落到乞求別人幫忙的地步。
“從來沒想過求別人，人也不會求我。”做了20多年的醫生，孫啟勤天真地以為人都是很善良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這個人壞就壞在沒有害人之心，也沒有防人之心。”
朋友們不近仁義的做法讓孫啟勤心寒不已，幾近絕望之際，他想到了自殺。“遺書都寫好了，活得太累了，太難了。”幸好在朋友的勸慰之下他才放棄了輕生的念頭。可是困難還是不見消減，他想到自己的親人，“外人不幫我，他們總能幫我一把吧？”
讓孫啟勤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請求卻遭到所有人的拒絕，“不借也就算了，他們說話也特別慪氣。”原來，對於孫啟勤當初投資山莊，姊妹幾個都很有意見，曾勸過他好幾次，叫他不要盲目投資，可是他卻從來不聽，一意孤行。而且姊妹還發現，他有了錢之後，整個人也變得漂浮起來。
借錢碰壁之後，孫啟勤有些憤憤不平，情緒更是一度到了崩潰的邊緣。他想不通，當初對他們那么好，現在他們怎么能這么絕情。漸漸地，孫啟勤開始失去理智，到後來，他直接帶著榔頭、剪刀到哥哥、姐姐家要錢。
不堪忍受的哥哥只好撥了110，由於當初領獎時是用哥哥的名字，家人揚言通過法律途徑重新確定錢的歸屬，後來總算有人來打圓場，才化解了這場危機。最後，三個兄妹答應各給孫啟勤5萬元，從此兩不相欠。
“後來，只要我一回家，他們就撥110。到現在他們都認為給他們房子是天經地義的事，連一句感謝的話都沒有。”
病魔讓他重拾親情
現在，他跟幾個兄妹的關係緩和了很多，“經常一塊吃吃飯什麼的，但沒有那么融洽了。”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轉變，全都是因為去年12月他生了一場重病。
這幾年，孫啟勤一天都閒不下來，身體慢慢地垮了下來。“我是醫生，對自己的身體比較放心，一直沒把它當回事。”直到有一天，當他發現便血時，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開始以為是痔瘡，沒在意，但過了一個星期後，發現不行，就立即做了化驗，確定為中期直腸癌。”
由於手術及時，孫啟勤保住了性命。動手術那天，兄妹們把“前嫌”暫時拋在了一邊，一起來到病房守候在他身邊。
臨進手術室前，兄妹們緊緊握著孫啟勤的手，不停給他打著氣，妹妹說，如果沒錢，他們將想盡一切辦法給他治。那一刻，孫啟勤心中暖洋洋的，仿佛一下子又重新找回了失去許久的親情。
“兄弟姐妹之間沒什麼江山可以打。”孫啟勤說，他不是個小心眼的人，“寧讓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
從一夜暴富到靠房產抵押維持山莊經營，在經歷了幾次大起大落之後，孫啟勤又回歸到原先的起點，幾年來，他嘗盡人間冷暖，遭遇了各種各樣的是非。雖然吃了不少虧，但也讓他的心境變得更加成熟。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再給他500萬讓他重新來花，孫啟勤說，他絕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也許，他根本就不需要中那個500萬。
沒中500萬之前，他吃香的，喝辣的，最多的時候一個小時之內，跑過四家飯店。有了500萬之後，他反而吃不好，睡不好，一天比一天憔悴。這三年來，孫啟勤很少有幾天真正快樂過，不是為錢該怎么花發愁，就是為借不到錢發愁。
“金錢是有陰謀的，你不能成為它的主人，它就會把你變成奴隸。”孫啟勤說自己本質上是個樂觀的人，他是個無神論者，不相信命運。對於日後山莊的發展，他還多少有些茫然，但他相信只要繼續堅持下去，終有一天會闖出一條道路來。
“我把現在定為零，慢慢地搞，有人來投資那是好事，沒有，憑著我的正直，我的真誠，會好起來的，只不過速度慢一點。”現在每個月，孫啟勤還堅持花七、八百元錢去買彩票，他期待著能再中個500萬，把山莊搞得大一點。
後記
採訪後的第三天，孫啟勤就開始了第三次化療，大約要持續一個月的時間。而在採訪他的前一天晚上，他還在附近的東台市跟朋友談投資的事，據說這是他出院以來第一個主動找上門投資的。為了履行第二天的採訪承諾，他連夜從東台趕回了家。
一走進辦公室，還沒等坐定，他就滔滔不絕地先說了起來，大談山莊的“深厚文化底蘊”和“廣闊發展前景”。在這一點上，他很會利用媒體幫他做宣傳。他說，他不怕媒體講他壞話，因為講他壞話也是在提高山莊的知名度，他究竟是個什麼人，他自己心裡最有數。
採訪進行的並不十分順利，不斷有陌生人進進出出，這在孫啟勤看來，是山莊“熱鬧”的一個表現。他還說，現在山莊的四、五名員工都很年輕，很有朝氣，這是山莊日後騰飛的基礎。這幾個人基本上都是他的親戚，在山莊，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電話、做飯、打掃衛生。
現在孫啟勤很矛盾，一方面他說500萬給他帶來了很多痛苦，還是不要中的好，一方面又期待著再中500萬，而且對自己曾經的“輝煌”有些戀戀不捨，甚至有幾許炫耀的成分，他說去中央台都是飛過去，住凱悅大酒店，吃200元錢一頓的自助餐。
的確，孫啟勤有很多值得驕傲的資本，但所有的一切卻都不是他努力付出的結果，這或許也就注定了他在花錢的時候會亂了方寸，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也許經歷了人生大喜大悲之後，孫啟勤才會更加懂得如何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會更加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雷運姣 53歲上大三
-特約記者 羅滿元 發自長沙
“我的內心深處有一種說不清的隱隱的痛。這種痛讓我無法安靜，就像浮士德的痛苦一樣，催促我不斷去追求。正是這種追求，才讓我忘卻了痛，贏得了永遠年輕的青春，尋得了生命的安靜與美麗……”說這番話時的雷運姣面色平靜，富有詩意的語言背後，透露出一股與年紀不太相符的澎湃激情。
2002年7月7日，時年50歲的雷運姣與湖南25萬考生一起走進聯考考場。兩個月後，她被湖南涉外經濟學院中文系錄取，成為中國年齡最大的在校女大學生。如今，這位“媽媽大學生”已經讀大三了，而每當回憶起自己的往事，她仍然像在講述一個不老的美麗童話……
命運多折
1952年，我出生在湖南省寧遠縣。父親是縫紉廠的師傅，我從小總喜歡跟著父親轉，幫父親弄這弄那，父親的同事們便經常逗我玩，叫我“小師傅”、“跟屁蟲”。我常常跟父親說，我長大了一定要讀好多好多的書，當個作家，寫好多好聽的故事。
可是，命運沒有因我的美麗和聰慧而眷顧於我。10歲那年，一場橫禍奪走了父親的生命，家庭經濟的支柱倒下了，我的天空也像是塌了下來，從一個快樂小天使變成了一個“賣火柴的小女孩”。
因為貧窮，母親不得不改嫁。12歲那年，儘管我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寧遠一中，但面容憔悴的母親把我拉到旁邊，哽咽著說：“姣姣，你是個苦命的孩子，母親沒什麼能耐，你繼父不可能送你去讀書，你就認命吧！”
1967年，我被下放到繼父的老家祁陽縣松林公社。儘管那時只有15歲，但一想到今後的日子就屬於自己了，我依然有點熱血沸騰。
誰知好夢還沒真正開始，母親和繼父就暗中把我許配給了別人。剛滿18歲，我就嫁人了。
丈夫當時是一個還沒吃上“商品糧”的鄉廣播員，只是一個農村的高中生，而我是城裡來的“下放知青”，是知青隊里的“三朵金花”之一。滿以為他娶上我會笑得合不攏嘴，誰知他竟然嫌我“沒文化”、“沒情趣”。我們只有婚姻，沒有愛情。兩個人在一起時，要么不搭不理，要么一開口就吵架。我把一家子的事裡里外外都幹了，他從不誇我一句；我連續為他生了一雙兒女，他甚至都懶得看一眼。生第二個孩子時，我躺在床上對著天花板痛苦無助地流著淚，回想起父親去世後的種種遭遇，一點生的念頭都沒有了。
我連續三次自殺都沒有成功，街道所在的區婦聯主任勸慰我：“你靠丈夫乾什麼？你有自己的一雙手，你可以活得更好！”就這一句話，讓我一下子豁然開朗，我放棄了輕生的想法，從此開始了自己的追求和奮鬥。
“沒文化”的富婆
1979年，“知青”回城，我被分配在一家縣直單位工作，可報到後我就辭了職，在當地第一個把縫紉機擺上街頭，當起了個體戶。1980年，我開了家縫紉店。
兩年後，我在縣城第一個蓋起了四層樓房，把縫紉店擴大成時裝店。一邊經營服裝，一邊“前店後廠”，招收學徒，培訓學員，大批量地生產、批零服裝。我整天忙得團團轉，很快就成了縣城的“第一把剪刀”。
發財了，人們都在羨慕我，連那些地方官也“雷老闆”前“雷老闆”後地捧我，可丈夫仍然瞧不起我，還時不時譏諷道：“你再風光，也只不過是把‘土剪刀’！”
看來丈夫已是無藥可救，我再也不跟他計較，只在心裡跟他鬥氣：你不是佩服“讀書人”嗎？那好，我沒讀著書，我就讓兒女們讀點“大書”給你看看。
我跟兩個兒女“約法三章”：只要他們努力讀書，我累死也心甘；如果他們的學年成績排在班上前5名，我每年帶他們外出旅遊一次；若他們學年成績排在班上後5名，當年的學費自己去掙，哪怕去撿垃圾我也不會管。
兒女們都很聽我的話，讀書很發狠，我幾乎年年帶他們到外地旅遊，並在旅遊中與他們一起加深溝通，增長見識，開闊視野。我的苦心終於得到了回報，兒子和女兒相繼考上了大學。我感到無比的欣慰，整天都沉浸在一個“成功母親”的自豪與驕傲中。
1996年秋天，妹妹在桂林與別人扯上了一場財產糾紛。妹妹是個文盲，便叫我這個“見過世面”的“老闆姐姐”去幫她打這場官司。
我們把雙方草簽的協定書拿給律師看，律師說如果不把其中的某句話改過來，妹妹必輸無疑，因為那句話里暗藏著玄機。我和妹妹追到機場，要求對方重簽協定。對方把協定摔到我的面前，當著眾人的面理直氣壯地大聲罵我們：“協定是我們一起寫的，你仔細看過，字是你簽的，還這樣翻來覆去！遇上你們這種沒文化沒素質的女人，真是倒了八輩子霉！”我當時被羞辱得無地自容，恨不得找個地縫裡鑽進去。
官司最終雖然打贏了，可我怎么也高興不起來。從桂林沮喪地回到家裡，我心情壞透了。那天，我收拾兒子的房間，偶然發現了兒子的一本日記。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兒子在日記中竟然這樣寫道：“我的媽媽一切都好，但就是文化不高，心胸狹窄，性子急躁，一遇到事就尖喊鬼叫……我和妹妹表面上很聽媽媽的話，其實，我們的內心很孤獨……”
又是“沒文化”！如五雷轟頂，兒子的日記讓我的精神徹底垮了。我最親的人不愛我，我最愛的人也沒有從心裡愛我，最信賴我的人跟著我丟盡了臉，我能算“成功”了嗎？我縱有萬貫家財，得不到親人真正的愛與信任，得不到別人的尊重，我不是空有了一副皮囊嗎？這太危險了！冥思苦想，我突然醒悟了過來，我與丈夫和兒女不能很好地溝通與交流，我遇事不能通情達理地去處理，正如兒子所說，全在於我“文化不高”！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一定要去上學！哪怕讀到老，讀到死，也不能讓人家再說我“沒文化”！
不惑之年圓讀書夢
第二年9月，45歲的我背著書包到祁陽縣浯溪三中讀國中二年級。
那天走到校門口，一個熟悉的生意夥伴熱情地跟我打招呼：“雷老闆，送孩子上學啊？”我一本正經地跟他解釋：“什麼送孩子上學！我的兒子和女兒已經上大學了，我今天是自己來上學，準備從初二讀起！”那個生意夥伴瞪大眼睛站在那兒愣了半天沒緩過神來，等到明白我不是開玩笑時，他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地跟我道別：“雷老闆，我看你是賺錢賺出了神經病吧……”
訊息傳開，那段時間我成了全縣最不可理喻的“怪人”，說什麼風涼話的人都有，家人也沒一個支持我，女兒甚至說那個“媽媽中學生”不是她的媽媽。我什麼也不顧，只想把書讀下去，最終做一個真正的“成功母親”，做一個與丈夫與兒女都沒有思想障礙的知識女性。
胸脯好拍，可做起來還真有些難，小同學們很容易學到的東西，我要花三、五倍的精力才能學到。第一次考試，我最擅長的語文只得了37分。但我毫不氣餒，課內課外，預習複習，每一樣作業我都做兩遍，不弄懂我就不吃飯不睡覺。
為了打牢基礎，擴大知識面，做個優秀學生，我在課外還採取最笨的辦法，大量抄寫古今中外名著，《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唐詩三百首》、《浮士德》、《巴黎聖母院》……我一邊抄一邊記下感想，浮士德那種不老的人生追求對我影響很深。
很快，我的學習成績不僅趕了上來，而且還積極參加各項文體活動。我與同學們一起做操、跳繩，一起唱歌、跳舞，一起踏青、野炊……與那些花季少年學習生活在一起，我漸漸找回了做學生的感覺，感覺到自己依然像個小姑娘。
兩年後，47歲的我參加中考，被湖南省重點中學祁陽一中錄取為高中新生。
不久，學校有一位高二男生因月考成績差而跳河自殺。回想起自己也曾自殺的情景，我感到其實生與死之間有時可能就是一句話、一拉手、一拍肩的力量，我放棄輕生的念頭就是因為那位婦聯主任“你可以活得更好”的話。
由於學習壓力很大，再加上有很多社會原因，中學生常常會存在很多心理問題。於是，我主動向學校建議，自己除了完成學習任務外，可以開一個心理諮詢室，用我的經歷和母親的情懷解開他們心中的一些疙瘩，幫他們卸下包袱。
建議很快得到學校的採納，校方隨即建立起“雷大姐開心屋”，並聘請我為“編外德育輔導員”。三年下來，我不僅圓滿地完成了高中學業，還通過談心、電話、書信、演講等各種方式，與很多青少年進行了交流，幫助他們解決了學習、生活和工作中的不少問題，他們親熱地叫我“知心大姐”、“知心大媽”。
金榜題名 贏得丈夫尊重
2002年7月7日，50歲的我與湖南25萬考生一同走進聯考考場，成了全國年齡最大的女性考生。9月8日，當郵遞員將湖南涉外經濟學院的錄取通知書送到我手上時，全家人都驚呆了。5年苦讀，終成正果，孩子們為白髮母親的堅強毅力而驚嘆。
“50歲媽媽上大學！”我考上大學的訊息被媒體報導後，引起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和觀眾的關注，我這箇中國第一“媽媽大學生”似乎一下子成了“新聞人物”。
走進大學校門，置身在安靜的校園，坐在寬敞明亮的大教室里，與風華正茂的莘莘學子為伴，我仿佛感到自己的青春依然在飛揚，激情依然在燃燒。我總感到自己還有好多好多的書要讀，還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做。
由於遨遊在學海，我不僅感到人生充實了，生活踏實了，而且性情也脫胎換骨，我不再偏激，不再暴躁，而是有了更多的寬容。在開朗的心境中，我重鑄著我的人生理想，而開心的事情也在不斷追求中一件件接踵而來。
有一天，退休後賦閒在家的丈夫突然主動向我提出，要千里迢迢搬到學校來陪我，做我的“陪讀丈夫”。我同意了。我們夫妻結婚30多年，吵了20多年，現在終於有了“共同語言”，可以和睦相處了。丈夫在我面前也終於不再清高，他的心裡有了我的位置。
回首往事，有時他忍不住了，便一臉歉疚地對我說：“運姣，過去是我不好，給了你很多傷害，你一定要原諒我……”我也一本正經地跟他調侃：“其實，很多的時候是我的責任，我‘沒文化’嘛……”
兒子碩士畢業後還打算讀在職博士，女兒女婿大學畢業後在一所中學教書，本來他們很“安居樂業”了，但看到我這一把年紀了還在不斷地上進不斷地追求，2002年和2003年，他們又先後考上了湖南師大和廣西師大的研究生。他們在信中對我說：“媽媽，我們原本只想平平淡淡教一輩子書，但你無形的激勵和鞭策讓我們不敢懈怠。媽媽，你就是我們的一面鏡子……”
傳授自己的“開心辭典”
作為一名“媽媽大學生”，學校為了發揮我的作用，給我量身定製了兩項“特殊政策”：一是在校內繼續開設高中時就有的“雷大媽開心屋”，讓我接受學弟學妹們的思想和心理諮詢；二是允許我受邀到外地演講和開設講座。
我充分利用學校給我建造的平台，在課堂內外，用面對面談心、書信往來、電話交流、網上聊天等各種方式，與同學們廣交朋友，成了他們值得信賴的“大媽同學”和“開心學姐”。我利用寒暑假和學校批准的“公差”，受邀到全國各地大中學校、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區街道進行演講和講座，用我的親身經歷和人生體驗喚起人們的青春激情和對理想的追求。
三年來，幾乎每天都有很多信件飛到我的手中，每展讀一封，我就多一份欣慰，也深感自己多了一份責任。
2005年3月8日，我第6次走進央視 ，在少兒頻道與全國青少年朋友暢談我人生追求的心路歷程；“湖南省十佳道德標兵”獎，“中國十大傑出母親”提名獎，全國“五好學習型家庭”獎……各種各樣的榮譽也跟著紛至沓來。
寧靜致遠。如今，每天清晨，和同學們在校園裡沐浴著朝霞時，我常常想：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人生不斷注入新的價值追求，生命就會得到升華；時間可以使頭上增添一根根的白髮，臉上的皺紋一道道增加，但有了這種人生追求，漸漸老去的只是年齡和歲月，而人的心境、靈魂則會永遠年輕。
“爺爺大學生”汪俠(配文)
自從2001年教育部取消對參加聯考人員報名條件的年齡限制後，越來越多的大齡考生步入聯考考場，其中有很多人如雷運姣一樣，重新獲得了到大學深造的機會，圓上了讀書之夢。
南京醫科大學2002級旁聽生汪俠就是其中的一位。
汪俠老人年輕的時候曾經四次參加聯考，但因為各種原因都沒能如願。由於多年從事醫務工作，2001他在72歲的時候報考了南京醫科大學，因為考分低沒被錄取。第二年，汪俠老人再次報考了南京醫科大學，雖然考分還是沒有達到錄取分數線，但最後被學校招收為旁聽生。
學校已安排老師和成績好的學生增加對他的輔導，並指定學生接送老人上下學。汪俠老人平時要參加學校的考試，但學校不對他的成績作要求。
黃岡校長:“那些書不是黃岡出的”
-本報記者 林愛國
18歲的張濤是北京市蘋果園中學高三的學生，父母對他的學習管教很嚴，自打上了高中後，他每天早晨六點半必須起床學習。
周末他沒能睡個好覺，在母親的催促下，他們來到了王府井書店。書店工作人員正在大聲地喊著：“《黃岡兵法》到了。”張濤趕緊湊過去，“我從高一的時候就開始選做黃岡的學習資料，老師也一直向我們推薦黃岡。”
他挑了兩本書：《黃岡兵法——同步學案》和《黃岡重點作業》。母親嫌少，又給他買了一套《黃岡百分作文經典》，“你作文一直不好”。
教輔書 黃岡造
在今天龐雜的教輔書市場上，北京海淀、湖北黃岡出的教輔用書占到了教輔書市場份額的三分之一強，素有“北有海淀、南有黃岡”之說。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學校教育研究部副主任李繼星說：“海淀、黃岡教輔圖書的熱賣，在於兩地雄厚的師資力量和極高的升學率。《海淀題典》、《黃岡兵法》等圖書的成功，已經形成了地域性的品牌。”
但對於黃岡教輔書熱銷全國，黃岡中學的校長陳鼎常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參加完“兩會”後，他接受《時代人物周報》的採訪。與會議期間關注農村教育不同，這次陳校長一開口談的就是市面上泛濫的“黃岡教輔書”現象。
“現在市場上有許多教輔類圖書打著‘黃岡’的旗號，那些都不是我們學校授權出版的。”這種說法多少讓人有些意外，可是陳校長很肯定：“我們的老師都在兢兢業業地教學，沒有時間去編那些東西。”
但在王府井書店二樓，帶“黃岡”字樣的教輔書就多達14種，都擺在顯眼位置。“只要是黃岡出的書一般都好賣。”工作人員表示，最好賣的是《黃岡兵法》。
“那些什麼‘兵法’啦，‘密卷’啦，我們都不知道是怎么出來的。”對“黃岡”教輔書的盛行，陳鼎常有些無奈。
《黃岡兵法》叢書上標註的出版社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據介紹，2000年剛出版時共有16本，2001年修訂再版時增加到67本，到現在，一套《黃岡兵法》叢書已經有100多本。
周益新是《黃岡兵法》叢書的主創人員，他說1999年是教輔書市場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聯考是實行3+2考試，後來則是3+X，考試命題意圖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因此教輔書市場也面臨著重新洗牌的局面。”在開始編寫這套教輔書時，編寫人員還局限於黃岡中學和黃岡市教育研究室等單位的30多位老師，後來教師編寫隊伍規模逐漸擴大，江蘇、浙江、江西等地的優秀教師也參與進來，隊伍擴大到200多人。“封面上標明的著者是黃岡市3+X課題組，實際上是由許多老師承擔著編纂工作。”
《黃岡兵法》一問世就大受歡迎，在2001年榮獲第十屆全國教育圖書展優秀暢銷圖書獎，這套書的碼洋也節節上升。《黃岡兵法》項目組的一個工作人員透露，2001年是6000萬，2002年達到一個億，2004年近兩個億，幾乎占到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當年總碼洋的一半。
假“黃岡書” 粗製濫造
北京圖書批發交易市場是全國最大的圖書批發市場，約有兩百多家出版社、書店或文化公司，大部分在賣教學輔導用書。在這裡，至少不下20種冠以“黃岡”之名的教學輔導書廣受追捧，其中包括《黃岡考典》、《黃岡考無敵》、《黃岡傳真：點線面》等。一位剛剛開始賣“黃岡”系列的書商說，這幾年“黃岡造”的書銷售情況都很旺，今年他也想試試。
《黃岡兵法》作為教輔書市場上的優秀出版物，其盜版不斷在各省市出現，其中最“直接”的是將開本從32開變成16開。
陳鼎常不是不知道維護自己學校品牌的利益，但他無奈地表示：“現在盜版太厲害，上午出的書，下午就有盜版出現。”
各類出版社和圖書批發經銷商看到市場上“黃岡”教輔書好賣，便蜂擁而上。他們的編寫方式是從已出版的優秀圖書中摘編，剪刀加漿糊後，經過“整合”，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出版，然後通過高折扣與優秀圖書競爭。
中國圖書市場的整體規模在400億人民幣左右，其中教材教輔類的銷售碼洋大約為200個億，而教輔類書的銷售碼洋就達到了70-80億，這還不包括充斥在街頭小書店裡的盜版教輔圖書。
“黃岡”輔導書不僅投放在中學市場，在國小的課程中也出現了名目甚多的輔導書。“參考參考其它書，一個星期就可以編出來了。”北京圖書批發市場的一位批發商說。
在北京工作、專門到圖書批發交易市場來給表弟買書的梁先生，看到名目繁多的“黃岡製造”教輔書，邊嘆氣邊說：“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各個出版社都在出版，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誰敢買啊。”
對此，陳鼎常校長向家長建議：“(給孩子)買一套好資料就可以了，買多了沒有時間做，而且外地的資料不一定適合本地，每個孩子個體都是千差萬別的。”
維護黃岡品牌
出於保證教學質量的考慮，黃岡中學對教師編書原則上不提倡，如果要編書的話只能以個人名義，不得打著黃岡中學的旗號。但現在市場上的教輔書，封面上只有“黃岡”兩個字，在扉頁或封底上才註明編者是黃岡中學某某教師，很容易讓人誤以為那是黃岡中學出的書。
“他們這是在打擦邊球，我們保留起訴的權利。”據陳校長講，黃岡中學現在已經聘請了律師，準備向那些借黃岡中學之名謀取暴利的出版社和書商索賠。
黃岡中學共有教職員工230人，其中高級、特級教師90人。該學校曾經對編過教輔書的老師做過統計，曾經牽頭編書的不超過10個人。
陳鼎常校長說：“現在市面上有些書冠以‘黃岡’的名字，其實絕大部分都沒有得到學校的授權。”黃岡中學以前註冊了“黃高”的商標，去年又申請了“黃岡中學”商標，“預計今年可以批下來”。
熊老師是黃岡中學的英語老師，他一直對書商很反感，因為以前“有過這方面的教訓”。“他們看準了老師不願去打官司的心理。”熊老師曾參與一部書稿的編寫，但他至今沒拿到應得的報酬。
其實，即使黃岡中學所有教師都像熊老師一樣不再參與書稿編寫，標註著“黃岡中學教師”名字出版的書還是會接而連三地出現。陳鼎常校長苦笑著說：“有時候拿到以黃岡教師名義出的書時，根本不認識作者是誰，因為他們不是黃岡中學的。”
黃岡中學的品牌影響力不僅僅體現在教輔書籍上。陳鼎常說，現在有不少地方希望和黃岡中學合作開辦網校，但目前，他們除了在廣東惠州辦了一所分校外，其它打著“黃岡”名義的網校“都不是學校和教師的行為”。
“作為一所名校，師資力量是有限的，我們不可能辦許多分校，因為頂尖高手沒有時間去授課。”不過，陳鼎常表示，隨著學校的發展，以後可能在北京、上海等地開辦網校，“因為這些地方不斷有人要求合作，而且也有這個市場，只是現在還不是時候。”（劉俊）
來源：時代人物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