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依春:從一名普通編輯到百萬富姐

一位下崗美術女編輯,到高棉後,既把知識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又成了百萬富豪。記者懷著濃厚的興趣採訪了她。“趙老師,你在中國是一個編輯,而今居然成了異國他鄉的娃娃教師,你有什麼感受呢?”她笑笑說:“書呆子說傻話,你不必為我的這種際遇頻頻感喟,如果我還在崗當編輯會有今天的成就嗎?”隨後她向記者暢談她的經歷及把文化當做產品經營的故事。

因為不安分,從北京到美國,又從富國到小國

1985年7月,我從南方某大學國畫系畢業分配到北京某雜誌社任美術編輯。作為南方小城的人,搖身一變成了首都的一名公民,我連做夢都不曾想過。我發誓要努力工作,否則太對不起我家的祖墳。但我是個不安分的人,工作3年後,覺得一眼望穿的人生不過癮,於是1988年,隨著出國潮,我下決心傾囊而出完成“理想”,放棄了那份令不少人羨慕的職業,多方籌措一大筆學費以自費留學的名義到了美國。

到美國後處處碰壁,流浪了15個月仍找不到工作。幾經周折後,我總覺得日子過得很乏味,於是還清出國的債後,又回國重返雜誌社工作。但一些同事常常奚落我,說我在美國混不下去了就滾了回來,在工作上處處刁難我。

到了1992年底,由於雜誌社不景氣,很多同事到領導那兒告狀,我覺得在中國和人斗,這種活法挺累的。於是我又有了出國的念頭,到哪國去呢?當時正值高棉大選,我從媒體了解到,在萬眾歡呼聲中,國家將結束動盪不安,政府將領導人民迅速醫治戰爭創傷,重建家園,戰亂後的高棉深得國際間的關注與同情,那裡的機會很多,同時那裡創業的起點較低,所以我決定去高棉找機會。

就這樣,1994年2月1日,我從廣州白雲機場乘飛往金邊的737客機到了高棉。

靠毅力、靠文化挨過艱難的日子

到高棉我租下一座老房子的一個小閣樓房間住,樓下是70多歲的房東夫婦,祖籍中國海南,已是第三代華裔了。我聽了老太太的勸告,要想在高棉立足,必須要學好當地語言,於是每天參加了兩個小時的柬文學習,從9點至11點。其它時間,我要找一份工作交房租。

我到高棉最大的銀行——嘉華銀行老闆辦的《華商時報》打工了,想嘗嘗在異國當美術編輯的滋味。但我結結巴巴幼稚園水準的柬語嚇怕總編。秘書小姐是個華裔,一臉的同情,極力推薦我留在報社做了第一份工作——送報。3300柬幣(相當1美金)一小時,早上5點半到8點半,完工後正好上柬文學校。

半年後,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得到了第二份工作,在一家義大利人開的裝飾公司做室內設計。由於工作出色,老闆給我加了兩次薪水,從周薪100美元到300美元,又到400美元,在那裡我拿的工資最多。

我積蓄了一筆錢後,就想做買賣。我租了個門面,是在毛澤東大道的中段,這個門面算是金邊市里較好的門面,當時就想作中國的生意:賣中國的日用品、百貨、茶葉。這期間,我的繪畫一直沒有間斷過。

經營了一段時間生意並不好,恰在這時,我與人合作的生意由於內部人為因素,出現了裂痕,生意大受影響,我的自信心也大受打擊,於是我決定轉行開個畫廊,自己作畫自己賣。

我的畫廊是在1995年4月9日開張的,開始每天只有10多人光顧,生意很差,每天三、四十美金的營業額,連房租都交不起,那段時間我喝茶很厲害,每月是3斤茶葉,我不得不去打半天工,晚上7點到8點半在店裡教小孩畫畫,每晚11點才休息。熬了一年後,生意仍無起色,就感到懊喪,脾氣變得很暴躁,也忽略了對自身的關照,後來發展到每月喝5斤茶葉,以茶消愁,但是結果更糟,終於導致一場大病。

就在我最艱難的日子,一位當地知名的華裔富豪光顧了我的畫廊,看到我的作品,聊了一會兒,老華裔決定花1萬美金把我的畫全買下。我很感激老華裔對我的理解和支持。

有了這點資本,我就在1995年12月把畫廊搬到金邊最繁華的街道乾隆街營業,因為我曾經在這裡數過,平均每天經過的人數是原來畫廊的15倍!而且正逢很多新的華人移民到高棉,加上原來不少熟客,所以生意越做越旺,很快情況就改觀了。到了1996年底,畫廊苦戰了一年半後,我也有了近20000美元的存貨,還收藏了價值挺高的名人書畫,又花了1萬美金在金邊市較繁華的街道史達林大街買了一間木房子。

把中文當成一個產業,我成了百萬富豪

1997年潑水節,我在金邊市一幢中國式的茶樓喝早茶,喚來了清香的鐵觀音和點心;一面慢慢地飲,一面仔細翻閱隨身攜帶的幾本中文雜誌。

才讀了一會兒,一位年過5旬的婦女便前來搭訕:“這些雜誌,可以借我看看嗎?”她自我介紹說,她是金邊市正統華校——瑞華中學畢業的,她是不折不扣的書蟲,幾乎天天都泡在小說堆里。自從戰亂後,華校關閉了,華文書店也跟著一間間地消失了,要讀要買華文書,簡直比登天還難!說話時她的目光正熱切地盯在我手中的華文書上。我一遞給她,她立刻貪婪地讀了起來。約莫過了一盞茶工夫,才戀戀不捨地還我,說:“好久沒看華文書了!”

這婦人的舉止,使我靈機一動,我何嘗不開一所華文學校呢?

我決定先到市場上去深入調查和了解,結果證實,隨著高棉形勢的穩定和開放,中文和英文一樣重要。我從書店、書攤兒上了解到,中文書售價極高,一本國小生漢語字典要賣10多美金,對於一般大眾來說,有點可望而不可及。有些書攤,以每天收1700柬幣(約合美金0.5元)的費用,出租華文書。想看書的人付不起那筆昂貴的租金!

再到華人協會了解,會長告訴我,在1975年以前,華校遍布全國各地,不計其數的華裔,都有接受正規華文教育的機會。然而,由於打仗,學校停辦,華文教育斷層了20多年,全國只有一所初級中學。隨著國家的穩定,人民對知識的學習如饑似渴,私人補習班紛紛開設,學習華文的人也日益增多,但學費越來越貴,已高達每小時六、七千柬幣(相當於2美金),比英文貴出近一倍。會長最後說:“你辦個華文學校吧,高棉教育市場的前景可是大得不得了啊!”

我再作深層分析,華文之所以在今日開放的高棉日益吃香,主要原因是它與經濟的發展緊密掛鈎。近幾年,台灣許多商家、內地的國有企業及私人老闆紛紛到高棉設廠發展,諸如製衣、鞋廠、日用品製造廠、海產加工廠、機車製造廠等等。在聘請員工時,廠家都優先錄取兼懂柬文、英文與華文的應徵者。由於這些外資公司的薪水比當地廠家高出三、五倍,所以,求職者趨之若鶩,華文的經濟價值驟然提升。

市場摸清了,我心中有了數,於是看準了就乾。我決定停辦畫廊,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辦華校。由於政府鼓勵辦學,所以沒有費多少心機,“依春華文學校”就在家裡開張了。頭一步是艱難的,為打出學校的牌子,我決定半年內免費教學,對願意學習華文的人分文不收,還要包教包會。

頭半年我投入的積蓄沒有分文收入,由於手頭緊,為省下電費,我自己住的房間連電風扇也捨不得買,喜歡喝茶的習慣也戒了,把一分一文資金用在學校開辦上。沒有錢做廣告,我只好自己用毛筆將招生廣告詞寫在白紙上,趁著天黑沒人看見,偷偷地貼到馬路旁的電線桿上,到居民樓里將廣告一張一張地貼出去,我也知道這種做法欠妥,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沒想到真管用,廣告貼出去後,登門求教者越來越多。我自己的房子不夠用,為滿足更多學生需要,我便向鄰居租了一間,起先是我親自教,平均每天教學長達12個小時,學生們在課堂上老師長、老師短地叫我,漸漸地學生多了,我一個人忙不過來,便從國內請了一些知名的退休教師來和我一起教。

高棉華人協會每半年要舉行各個學校的中文考評,高棉的民眾非常重視這個考評,我所教的第一批學生半年後參加考試成績囊括前5名。驕人的成績在金邊市引起了強烈反響,當地人看到我不僅名聲響而且確實教學有方,一傳十,十傳百,學生越來越多,學校越來越紅火,一下發展到500多人。教室不得不加座。

半年後,我開始收費了,按當地的行情收半價,每人每小時收費3300柬幣。在高棉流行一種說法:“學華文的孩子不怕沒飯吃。”因此,越來越多的父母熱衷送孩子去學華文。我是眾所公認的“名師”,許多家長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的名下學習。

1999年底,從我的華文學校培訓出去的學員已達2500人,他們初步掌握了華語,中文成了他們謀生的工具。當我看到這些高棉人從我這裡學到的知識,能為他們的謀生有所幫助時,感到自己的生命在升華。細算一下,每人學費約50美金,我也賺到了12萬美金。

最後,趙依春很平靜地對記者說:“雖然我有了10多萬美金的收入,但這對於我只是剛剛傳播中國語言文化的開始,要讓更多的高棉人懂得華文,把它當成一個產業來經營,還要做很多事情,要拿出更好的思路,需要不懈的努力。”她說她打算回國內招聘一些優秀的年輕教師去幫她教學,她的最高目標是:把它辦成東協十國最好的華文學校。我祝她在高棉把事業做大,並找到愛的歸宿。

來源:人民健康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