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二十餘年超常規發展，深圳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認真研究和檢討其人口戰略和人口政策，尤其是要反思深圳的“外來人口”政策。伴隨外來人口不斷增長，戶口成了外來人員的心病，外來人口管理成了政府職能部門的難題。2003年3月“孫志剛事件”，導致了針對外來人口和“三無人員”的收容遣送制度壽終正寢，也引發了全社會對外來人口管理的廣泛爭論，外來人口是否低人一等？是否素質低下？是否一定要接受某種特殊“管理”？是否要用“外來人口”這樣的稱呼？面對人才匱乏和大量低素質外來人口帶來的社會問題，作為肩負外來人口管理職能的政府部門，必須對外來人口現狀進行認真審視，對問題進行深刻剖析，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認真研究外來人口管理問題。
一 深圳市外來人口現狀
(一)外來人口概念
長期以來，“外來人口”、“暫住人員”、“流動人口”等稱謂被用來稱呼非本市戶籍人員，它們的聯繫與區別何在？與“常住人口”、“戶籍人口”關係又如何？
1.法律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第六條規定“公民應當在經常居住的地方登記為常住人口，一個公民只能在一個地方登記為常住人口。”公民在“常住地”登記常住戶口，在當地稱為“常住人口”，以個體角度應稱為“常住戶口”；到本市縣外的其它地方需申報暫住登記，被稱為“暫住人口”，以個體角度則應稱為“暫住戶口人員”。
市統計局每年公布深圳“常住人口”數據，包含了本市常住人口和部分暫住人口，與法律規定的常住人口為兩個不同的概念。
2.法規界定。《廣東省流動人員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進入本省和在本省內跨市(市政府所在地的市區，下同)、縣(含縣級市，下同)暫住的人員”稱為“流動人員”；《深圳經濟特區暫住人員戶口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暫住人員，是指沒有特區常住戶口，持有效證件進入特區，並在特區居留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公民。”
3.約定俗成的用語。以上法律所指“暫住人員”、“流動人員”都是本國公民，不包括外國人、港澳台僑人員。長期以來，人們將所有非本市常住戶口人員稱為“外來人員”，以總體稱之，則為“外來人口”。近年來，計畫、統計部門多使用“戶籍人口”代替本市常住人口。
上述各種概念的邏輯關係圖
相加
統計局“常住人口”
計畫局“戶籍人口”
公安局常住人口(本市戶籍人口)
“外來人口” 暫住人口
“外來人口”、“暫住人口”、“流動人口”及其派生出來的“打工一族”、“外來民工”等名詞現在被很多人認為具有歧視性，但在沒有更合適新名詞的情況下，本文仍採用“外來人口”一詞。
(二)人口數據分析
1.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
按照市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0年、2001年、2002年，深圳市常住人口(數據來源是抽樣調查，範圍包括戶籍人口和在深居住超過一年的外來人口)數量分別是432.94萬、468.76萬和504.25萬，扣除當年戶籍人口數量，外來人口分別是308.02萬、336.72萬和364.80萬。
由於抽樣統計造成“不可核查性”，以及無未滿“一年”的“外來人員”的統計，我們無法根據以上數據對外來人口實際情況進行科學分析。
2.人口普查數據
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深圳市總人口700.9萬人，其中戶籍人口124.9萬，外來人口577.0萬，占總人口比例82.1%。同期北京、上海和廣州外來人口分別為282萬、319萬、318萬，外來人口比例分別為20.0%、19.4%和30.0%。
“五普”登記了五類人口，其中主要是常住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不含境外人士)，為我們從事研究提供了較權威的參照系。
3.公安機關2002年專項統計數據
人口普查數據屬於時點數據，標準特殊，無法對外來人口居住年限等進行分析。為此，2002年市公安局專門組織人員進行專項研究，以2001年持有效暫住證(暫住證有效期至2001年底)的暫住人口為底數，往前延伸至1996年，從暫住人口的居住時間、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從事職業等方面進行統計分析。
為避免重複統計，工作人員設計了專門軟體，對收集的人口數據按身份證號碼進行電腦檢索對比，剔除了重複辦證人數。由於種種原因，暫住人員辦證率從2002年急劇下跌，到2003年上半年跌至50-60%左右，至此，暫住證已經基本失去統計意義。今後已無法再進行類似統計分析。
(1)暫住人口總量與居住時間分析
按照這次統計，2001年全市共有暫住人口(已辦暫住證的外來人口)5,765,141人，男性2,818,800人，占總數的48.89%，女性2,946,341人，占總數的51.11%。連續居住5年及5年以上的721,583人，占總數的12.52%。連續居住4年的740,048人，占總數的12.84%。連續居住3年的754,942人，占總數的13.09%，2年的907,245人，占總數的15.74%。連續居住1年的2,307,335人，占總數的40.02%。連續居住半年的306,764人，占總數的5.32%。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調研統計的暫住人口總數與“五普”數據有驚人的一致性；結合當年公安機關流動人口辦證率(約為90%)分析可知：這次統計數據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2)文化程度分析
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共846,794人，占總數的14.69%，其中博士研究生411人，碩士研究生11,254人，大學本科生310,933人。高中至中專文化程度的共2,756,872人，占總數的47.82%，國中及國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共有2,132,988人，占總數的37.00%。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暫住人員連續居住3年以上的有153，805人，連續居住5年以上的有40，096人。
(3)暫住人口職業構成
特區內暫住人口從職業上看主要以從事生產、運輸居多，共有904,397人，占總數的39.43%，其次是服務行業，共有385,910人，占總數的16.83%，商業行業有279,257人，占總數的12.18%，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僅有88,001人，僅占總數的3.84%。
寶安區暫住人口主要以經商和務工為主，二者比例接近，經商的有924,800人，占總數的39.77%，務工的有914,114人，占總數的39.31%。從事建築業的人員有318,118人，占總數的13.68%，投靠親友的人員有43,815人，占總數的1.88%，從事種養業的人員有23,497人，占總數的1.01%，借讀培訓的有18,028人，占總數的0.78%。龍崗區暫住人口主要以務工為主，共有886,579人，占總數的77.33%，經商的有108,439人，占總數的9.46%。從事種養業的有50,637人，占總數的4.42%。建築業人員有20,732人，占總數的1.81%，投靠親友的人員有16,931人，占總數的1.48%，借讀培訓的有20,992人，僅占總數的1.83%。
忽略特區內外職業劃分的不可比因素，全市暫住人口從事第一、二、三產業的人數分別為91，464人、3，043，940人和1，554，344人，比例分別為1.6%、53.5%、27.2%；其他(讀書、投靠親屬等)1，075，393人，比例為18.8%。 “五普”時全市總人口從事第一、二、三產業的比例分別為1.6%、69.1%和29.3%。
4、綜合各方面情況，加上居深境外人士，我們估算，目前深圳的外來人口為700萬—800萬人，為方便計算及參考其他部門、行業相關數據，我們以800萬人作為研究標準。這是全市外來人口平均總量概念，在實際工作中也是經常用到的。
(三)管理力量分析
目前全市公安機關共有編制警力13，750名，實有警力12，227名。其中具有“外來人口管理”職能的戶政民警173人，派出所民警3，226人，其中具體從事“外來人口管理”的社區民警827人，此外，聘有暫住戶口協管員5，460人作為輔助管理力量。按照公安部規定，一名社區民警負責1000戶，管理3000人。根據目前保有的總人口數(800萬“外來人口”加140餘萬常住人口)概算應配備社區民警3000人以上。按照省政府規定“協管員”比例為總人口的2‰至3‰的配備標準，深圳市最少應配19000人，但實際只有5460人，約占總人口0.6‰。
(四)管理法規與管理狀況
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廣東省流動人員管理條例》外，深圳市先後制定《深圳經濟特區暫住人員戶口管理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勞務工條例》等法規規章。總的來說，相關法律法規實施情況差強人意。在外來人口問題上，側重以辦證為主，始終把對外來人口的治安管理放在第一位。公安機關一直充當外來人口管理的主力軍，多年來，外來人口管理始終沒有根本改觀，根本原因在於對外來人口的認識以及制度設計滯後，最值得一提的是外來人口高犯罪率觀。雖然1995年以來犯罪嫌疑人中外來人口占97%以上，但與各自總人口比例(常住人員約為萬分之2.2，外來人口約為萬分之17.8，根據2002年數據)、常住人口構成的歷史、犯罪種類、動機及其對社會的危害等諸方面考慮，並不能得出外來人口是治安包袱的結論。外來人口高犯罪率觀長期盛行，折射出認識觀念和管理工作的誤區。
二 深圳市外來人口管理存在的問題
(一)主觀管理理念與客觀管理需求的矛盾
深圳作為移民城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確立了嚴格控制人口的管理思路，1981年省政府批轉深圳市革委會關於加強外來人員管理的一份報告中明確提出，各地民工來深工作必須要有當地政府幹部帶隊，集中管理，規定用工單位必須到市“清理外來人員管理辦公室”領取許可證，憑許可證到公安機關辦理居留證件。隨著形勢發展，1984年啟用暫住證，將“集中管理”思路演化為用工單位事先向勞動部門提出申請的“指標控制”。1990年成立了市人口管理領導小組，在承認並開辦“非勞務暫住證”同時，又明確了用“經濟手段”(勞務證每年300元、非勞務每年150元增容費)的輔助調節思路，每年從廣大流動人口身上收取巨額資金用於公安、教育、計生等部門。1995年市人大通過《深圳經濟特區暫住人員戶口管理條例》，以地方立法形式確立了“以辦證為管理手段，前置管理，與清查處罰相結合”所謂“以證管人”的管理思路，並沿用至今。
從上述發展軌跡看出，歷屆政府一直沿用改革開放之初帶有“防備”意識的流動人口控制思路，在深圳戶口高含金量背景下，常住人口集體潛意識中的“擠公車心理”(即沒擠上公車的拚命往上擠，擠上去的又希望車下的不要再擠上來了)又對作為本身也是常住人口的決策者產生著影響。目前外來人口管理主流理念是：從比較狹隘的主觀願望出發，儘可能對外來人口多加利用，漠視其高層次需要，在不能實現計畫控制的前提下寄希望於辦證控制，這種相對不信任和拒絕的心理傾向把外來人口作為治安問題群體看待。外來人口中暫住時間較長的人員，事實上已是深圳社會成員。在與常住人口一樣平等履行公民義務時，同樣有著與常住人口一樣，在自我價值實現、社會認同、社會尊重等高層次需要層面有著同樣的渴望。而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他們卻處在一個近似於“二等公民”的尷尬境地。寄希望於用辦證來控制、管理外來人口，忽視人口流動客觀性，無視外來人口作為中國公民的基本權益，使外來人口管理步入誤區，成為老大難問題。
(二)片面強調常住、暫住關係與城市人口發展客觀規律的矛盾。
深圳大部分居民非“常住”人口，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認識到這個特點，特殊人口結構已成為制約深圳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規定以省市縣為範圍劃分不同戶口登記區域，以常住戶口登記為政府實施管理和服務的基礎，而登記條件則籠統地稱之為“在經常居住地”。由於只能在“一個地方登記為常住”，所以派生出戶口遷移制度和暫住登記登記制度。《戶口登記條例》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頒布的，它所體現的主要法律精神並未過時。與40多年前一樣，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要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存在，戶口制度就會存在。在這樣前提下，區分常住、暫住登記是一種必然，但問題的關鍵是，以什麼來區分，或者說，如何真正理解“經常居住地”的法律精神？
在這個問題上，某些決策者只看到了兩種性質戶口的表面區別，未能辨證處理常住暫住的矛盾關係。一方面，歷屆政府嚴格控制戶籍人口增長，加固常住、暫住壁壘，另一方面又採取各種手段調和兩者矛盾，如推行“深圳是我家”、“市民”、“全社會成員”等概念，在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取消增容費等方面，改善外來人口生存狀況，選舉個別外來人口為人大代表。但深層次問題沒有根本解決，首先是常住人口偏少，使深圳的全國人大代表、供水配額偏少；其次是大量低素質人口滯留深圳(參考市公安局2002年專項統計暫住人口中約74%為高中以下學歷，總數約429萬人)，每年約1.5萬常住人口外遷和出國境定居；三是中產階層難以形成，暫住人口歸宿感難以形成。1998年《廣東省流動人員管理條例》規定：“連續暫住七年以上，有固定住所、合法就業或經營、計畫生育證明、無違法犯罪記錄的，可以按國家有關規定申請常住戶口”，而深圳市沒有執行。我們是否應對“經常居住地”原則有一個更清醒更深刻的認識。
(三)不合理人口結構與宏偉發展戰略的矛盾
深圳市“十五”規劃描繪了今後五年發展藍圖，要實現這個宏偉藍圖必須認真考慮人口問題。首先，遠遠“超標”的實有人口數與統計公布人口數據的反差對目標完成構成威脅。指標體系建立和“十五”規劃制定是以2000年統計年報公布的432.94萬常住人口為依據的，但目前深圳市人口總量遠超過這個數，要么是降低指標，要么是提高發展速度，否則，將直接影響十五規劃目標的實現。
其次，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形成巨大反差。根據2002年公安局專項研究數據分析，人口總量中國中以下文化程度占總數37%，市政府規劃在2005年高新技術產品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50%，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25%，2005年萬人擁有大專文化程度人口達1，500人以上，萬人職工擁有專業技術人員達4，000人。目前，深圳的人口素質與人口結構離規劃目標相差甚遠。
再次，人口總量大幅超標直接影響建設國際化城市和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2002年市委市政府重大調研課題“人口戰略與人口政策”指出，水資源決定2010年深圳市人口最大承載量為780萬，合理人口規模為650萬人。如控制在650萬人口規模，深圳將提供舒適生活居住環境。舒適的生活居住環境是建設國際化城市和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本條件，但目前的人口規模已使深圳市局部地區缺水越來越嚴重。
另外，難以轉換的大量低素質人口帶來的社會問題將阻礙城市發展步伐。早期產業政策鼓勵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而帶來大量低素質人口，上百個“城中村”為他們提供低成本居住空間。據不完全統計，全市共有出租屋135萬餘間，還有大量工廠宿舍、十元店及低檔旅店、廢棄建築、爛尾樓盤、違章建築及“三邊”地，估算容納人口約500萬人。所以，單靠產業政策是難以較快置換低素質人口，還必須解決“城中村”和違法開發建設這兩個大難題。
值得注意的是，低居住成本、低素質人口對城市消費同樣有反作用力，深圳餐飲業很發達，有特色且價格便宜，同時也對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副作用。作為廉價人力資源的外來人口對產業結構有反作用力，對低成本居住市場也有反作用力，市場一旦形成，靠行政手段難以改變，這么多“城中村”不可能在一夕之間拆掉。
(四)不實際的公安管理目標與薄弱的管理資源和落後的管理方式的矛盾
從政府各個部門管理分工看，公安機關對常住人口的管理定位在戶口登記。各政府職能部門以常住人口為管理服務對象，其次才考慮到暫住人口，並且要附加額外條件。由於片面地看待外來人口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政府成立類似“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的臨時機構，這種臨時機構大多設在公安局戶政管理部門，似乎外來人口跟公安局關係最為緊密，公安局應把外來人口管好。但公安機關顯然缺乏對外來人口管理的自覺意識，也沒有這個許可權，最後體現出來的就是辦暫住證。多年辦證工作，形成了一種以暫住證為依託，其他政府部門據此實施管理的服務模式。計生、勞動、人事、房屋租賃四個部門實行辦證條件前置，捆綁辦證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一是外來人口數量不清，缺乏權威統計，若干政府部門人口統計和對外公布的人口數據口徑不一，拋開政治因素，根本原因是無法進行準確權威統計。因為即便是目前權威的暫住證辦理記錄，同樣存在無法代替時點人頭數和不完全辦證兩大缺陷，因而造成底數不清、情況不明。
二是外來人口辦證率不高，管理不到位。按照我們對市人事局直屬的人才大市場和市勞動局直屬的職介中心的了解，估算近年來每年外來人口求職者在200萬人左右，其中一半為初來深圳求職而不具備辦證條件，一半為跳槽求職致使暫住證上的服務處所及暫住地址發生變更，再加上本市範圍內無法統計但數量巨大的不辦證或利用虛假資料高價辦證的灰色人群，這三部分相對最不穩定的人群不能納入管理範圍。
目前遍布全市的非法辦證點並無明顯減少跡象，今年的黑市暫住證行情為每證50—60元，所以我們稱之為“無法統計但數量巨大”。另外一方面，自去年以來放寬邊防證件，取消增容費，取消收容遣送制度，辦證率呈下降趨勢，管理資源薄弱造成暫住人口登記與暫住證辦理脫節。
文明城市評選標準之一是要求暫住人口辦證率達到97%以上，這種辦證率應登記與辦證統一，辦證建立在登記基礎上。但實際情況社區民警管登記，戶政民警管辦證，登記率只有50%甚至更低，辦證率只有60—70%。據部分資深社區民警估算，按目前人口變動頻率，每15天上門登記一次，才能達到全面有效登記的目標。按目前操作模式和工作效率，以800萬人口數量計，需要約33000工作人員。目前社區民警加戶管員還不到5000人。
正因為如此，深圳市公安局2003年4月啟用“流動人口管理系統”中“先登記後辦證”思路不得已被廢棄，為緩解辦證壓力，只能採取與原先一樣的辦證模式。
暫住人口登記率是個敏感話題，很少觸及。筆者拜訪了幾位公認比較優秀的社區民警，他們對自己工作的客觀評價是60%左右，由此得出全市登記率50%左右甚至更低的結論。如果說登記還不能替代掌控的話，那么游離在登記範圍外的暫住人口不就更讓人擔心嗎？暴露了許多治安基礎工作的漏洞，正是由於我們對外來人口認識上的偏差，干擾和削弱了公安基礎管理工作，造成治安形勢嚴峻。
三 立足現實，著眼長遠，調整外來人口工作戰略
(一)轉變思想觀念
所有肩負外來人口管理的政府部門，都應該從思想深處摒棄以往的錯誤觀念，樹立“三種意識”：一是大局意識。國家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緩解城鄉差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勵和幫助農村剩餘勞力流向城市，這是國家大局。作為地方政府，必須服從於大局，必須堅決杜絕對農民進城上的“管、卡、壓”；二是新的人才意識。的確，外來人口素質參差不齊，文化層次不高，但不能以文憑論英雄，社會需要各種人才，只要在社會上找到相適應的勞動崗位，就是有用之才。何況外來人口中也有高學歷、高素質人才。十六大報告強調要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於人民和社會的勞動。不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不論是簡單勞動還是複雜勞動。外來人口也是社會財富創造者，城市政府應當尊重這個群體，為他們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三是市場意識。特區成立以來，在人口問題上政府一手包攬，用行政手段解決問題。外來人口增長迅猛，十五規劃的人口規模早已突破，人口管理政策受到了極大挑戰。政府的人口調控應建立在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和人口流動客觀現實的基礎上。我們必須認識到，外來人口也是深圳人，不要把他們僅當成是治安對象和城市過客，要給他們融入城市社會的平台和機會。
(二)調整人口政策
1.科學統計並及時發布人口數據。在目前暫住證的統計功能日益減弱、暫住人口登記質量不高的情況下，如何科學統計暫住人口成了一大難題。在沒有更好辦法的情況下，只能依靠抽樣調查，但抽樣調查的採樣、統計標準等技術參數必須客觀、科學、公正，建議市統計局徵求各方面意見並將統計方法向社會公布，以利於監督和改進。
目前深圳市對外公布的總人口數量是偏少的，對深圳市“人均GDP全國第一”的桂冠，許多城市頗有微辭。這種做法可能帶來不少隱患。科學統計和如實公布人口數據，可以擺脫十五規劃指標與現實差距甚大的窘境。
2.逐步實現人口置換，通過政策引導，控制人口總量。《廣東省流動人員管理條例》規定連續暫住七年以上、符合一定條件者可申請辦理常住戶口，深圳市一直未執行此規定。省條例雖不完全適用於深圳，但其中的精神可供借鑑，把在深圳購房、有一定居住年限、有一定納稅數額和納稅年限、社會急需的崗位、符合計生規定的暫住人口逐步轉化為常住人口，同時統一全市進人“口子”和進人標準。
在人口置換時，一是要從產業結構調整入手，降低加工製造業和“三來一補”企業比例，縮減市場對低層次勞動力的需求；二是要從提高居住成本入手，營造舒適居住環境，擴大中產階層，改造“城中村”和處理違法建築；三是對於不能直接入戶或不願入戶的高精尖急需人才和特殊技能人員，應通過人才居住證給予居民待遇。擴大“才居住證發放範圍，合併海外留學人才居住證，使之區別於暫住證，使其具備三大功能：簡便公平的認可標準、便利免費的申辦渠道、等同於戶籍人口的相關權益或明確的轉換條件。
3.積極吸納境外人才。外來人口中的境外人士中，高學歷、高素質的人才非常之多。目前境外人才工作重視不夠。深圳提出建設國際化城市，必要高度重視境外人才工作。2002年國家九個部門聯合發文，規定外國人工作居留簽證最長可辦5年，深圳市動作遲緩，政策使用不到位，不要說辦5年簽證，辦3年的為數也極少，表面看是各部門協調不足，根本原因還是未將境外人員納入人才視野。境外人才包括港、澳、台、僑及外國人。政府應確定一個部門綜合協調，制定可操作規章，形成合力，把境外人才工作做好。
4.在承認特區內外戶口差別的基礎上，積極推進戶籍管理一體化，為全市人口管理的一體化打好基礎。
(三)改革暫住證制度
要改變捆綁辦證、以證管人的模式，逐步走向暫住與常住的融合式管理，實現以證管人。孫志剛事件對我國戶口管理制度改革產生深遠影響，它證明暫住證只是登記憑證，不能取代法定身份證件，表明“暫住證依賴”已走入歧途，把外來人口登記與治安管理混為一談，是違憲行為。在孫志剛事件之前，深圳的一些學者對現行暫住證制度提出過異議，指出暫住證制度起不到管理作用，它所代表的是一種戶口歧視，呼籲改革暫住證制度，啟用社區居住證。我們認為，改革現行暫住證制度，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完善地方立法，實施便利辦證。修改《深圳經濟特區暫住人員戶口管理條例》，取消捆綁辦證規定，還人口登記本來面目，充分發揮人口登記的基礎作用。取消勞務、非勞務暫住證區別，統稱深圳市居住證(或暫住戶口登記憑證)(不再使用經濟特區名稱，以便今後統一特區外暫住戶口登記工作)。取消暫住證上“服務處所”項目，將原“暫住地址”變更為“初次登記地址”，增加“初次登記社區警務室名稱”項目。第二步，全面實施在登記基礎上的辦證服務工作。所有外來人口來深圳三日內到暫住地社區警務室憑身份證申報暫住戶口登記，社區警務室出具市公安局統一格式的申報暫住戶口登記回執，憑回執辦證和辦理其他事宜。以市公安局流動人口管理系統為依託，組建人口信息查詢服務中心，為政府各職能部門、社會團體和企業單位、暫住人員個人提供服務。第三步，逐步淡出暫住證，實行統一的身份證管理。統一特區內外戶口管理登記工作，取消暫住證收費，直至最終取消暫住證。
(四)實現外來人口社會化管理
多年來，深圳市暫住人員及出租屋管理始終難以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綜合治理變成了公安孤軍作戰，管理變成了發證，社會治安沒有根本好轉。在暫住證改革、取消出租屋登記和有關收費項目、取消收容遣送等新形勢下，外來人口管理問題將更突出。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1.嚴格執法，實現外來人口管理法制化。
改變過去工作人員上門登記、熟記暫住人口登記內容的不切實際的做法，充分運用法律規定，讓出租屋主、雇用單位負起管理責任，改變以往只收租不管理的陋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94修訂)第二十九條規定：“出租房屋或者床鋪供人住宿，不按照規定申報登記住宿人戶口”的，處以治安罰款100元。通過法律手段使屋主切實承擔應該負擔的申報責任。在基層警力編制、經費、裝備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上門登記的要求只會逼使弄虛作假之風盛行。“誰收益誰負責、誰雇用誰負責”，天經地義，法律也明確規定，但如何促使屋主、僱主盡義務，卻成為工作難點。長期以來，本地農村出租屋實際已成為“土圍子”，屋主申報責任不落實，公安機關也極少依法處理，民警戶管員長期上門登記增長了屋主惰性，乾脆認為事不關己。
2.全面、準確登記外來人口。充實一線社區民警，公安派出所以防範為主，社區民警以戶口管理登記為主。社區民警要變成戶口登記管理主力，並以戶口登記為主線開展其他工作。逐步取消戶管員。加強公益宣傳，加強輿論引導，營造一個合法登記、主動登記的良好環境。向科技要效率，實行網上申報、郵寄申報、流動申報、預約申報、委託申報。目前市公安局流動人口系統已延伸至社區警務室，但覆蓋面不夠，在開發時未考慮寶安龍崗兩區，硬體設備落後，與“二代證”系統未兼容。因此，要加大投入，開發攜帶型機讀設備，提高登記效率。
3.各級政府部門要主動把外來人口納入工作視線，要轉變觀念，對待外來人口與常住人口要一視同仁，各部門要互相協調，積極向公安機關反饋外來人口信息與管理問題，公安機關也必須向各部門、各單位提供便利、規範的人口信息服務，共同把外來人口工作做好。（張宙敏、黃偉）
來源：深圳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