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我家塵封已久的相冊，有一張泛黃的老照片，那是父親所帶第一個國中畢業班的留影。照片上那個扎著兩根長長的辮子，穿著花格短襯衫的大姑娘，便是我的啟蒙恩師廖先翠老師。
1978年的秋天，是多雨的季節。已近8歲的我踏上了期盼已久的求學征程。報名的新生太多，廖老師只好讓我們數木棍來決定我們的去留。看到前面好幾個小朋友因為數不到100而失望的離去，我緊張極了。好不容易輪到我了，我飛快的低聲數著：“1、2、3……”我真恨不得一口氣數完，可越著急心裡就越緊張，還沒數到50就已經出了幾次錯。她摸了摸我的小腦袋，和顏悅色的說：“你呀，心急吃不了熱豆腐。”還學著我剛才的樣子，連珠炮似的數著：“1、2、3……”我“撲哧”一下笑了，她也笑了。奇怪，我一點兒也不緊張了，數到200的時候還意猶未盡。
一天，我學寫拼音“m”老是太斜。她笑著說：“你的‘m’怎么一摔跤，就全都變成‘3’了。”我一看，臉一下紅到了脖子，不好意思的低下了頭。放學後，她把我留了下來，手把手地糾正我握筆寫字的姿勢。我的肚子早已唱起了“空城計”，撲鼻而來的飯菜香味把我的魂勾跑了。見我心不在焉，她嫣然一笑，“饞貓，去吧。”我像一個出征前的將士聽到軍號聲一般，衝出了教室，身後傳來了她銀鈴般的笑聲：“慢點，小心摔著。”
那個時候，還是大集體，父親教書得坐班，成天早出晚歸。我們姊妹幾個，最大的才9歲。母親很要強，不願遭人白眼，為了掙夠一家六口的口糧，每天天不亮就上坡了，晚上很晚才回來。好在我和 哥哥已經能幫著掃地、做飯、餵豬、淘菜、收曬糧食……放學後，我們還得幫母親背她放工時鏟的草皮，農忙時得去撿麥穗、谷穗……這些，逼得我一下課就得寫作業，那字別提有多難看了。廖老師沒有批評我，只是淡淡的說：“窮人的孩子，難哪？”
那時候，學校有一個正式的炊事員，我們管她叫侯婆婆。她很能幹，每年都餵兩頭肥豬，給師生們打牙祭。每年年關，父親都有幾天能分到一份熬鍋肉，雖然每份只有幾片寸把長的肥肉，可對於我家來說，那已經是過節的奢侈品了。父親中午不能回家，就叫我和哥哥把肉端回家，自己捨不得吃一片。一天，我纏著父親再買一份，不巧被廖老師撞見了。她知道我家向來是“三月不知肉味”，便對垂涎三尺的我說道：“我的這份，給你吃吧。”“那哪成呢？”父親苦澀的一笑。“沒什麼，我不能吃肥肉，醫生說的。”我就像獵鷹見到了獵物一般，端起她遞過來的盤子，一口氣吃了個底朝天。
此後，我家幾乎每月都能吃到廖老師端給我們的肉，我再也不被夥伴們譏笑為“饞貓”了。一天，我問廖老師的病好了沒有，她先是一愣，接著莞爾一笑，說：“好多了。”但她還是照例給我家端肉吃。後來，我才知道她根本沒病。
可惜，我讀二年級時，國小部搬到大隊上去了，廖老師再也沒有教我了。
26年過去了，廖老師已年過半百，可在我的心底，她永遠是那個扎著辮子、穿著花格襯衫的溫文爾雅的大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