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正襟危坐，滿腔恭敬地手捧《梁啓超傳》（以下簡稱《傳》 孟祥才，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1版）細研品讀的時候，靜穆間，竟有閃電在心幕上閃亮，我分明看見，一百年前的一個巨人——飲冰室主人在黑暗的夜色中躑躅，在荊棘滿布的歷史曠野中探尋著東方的黎明。儘管腳下志士們的鮮血餘溫未盡，儘管空氣中仍瀰漫著專制主義的腥風，都沒有使其停擊使國人猛醒的戰鼓，都沒有停止喚醒匍匐跪拜兩千餘年華夏子孫的決心，都沒有停止使苦難深重的中國人站起來獨立行走的信仰！當我一頁頁翻開《傳》，反覆地閱讀吟詠並思之又思的時候，我才驚異發現梁任公為何為華夏的獨立與中興九死一生終不悔的緣由。
一、 信仰：從飽讀經、史、子、集到熱情的愛國者
一個人的信仰，來自於他接受的良好的教育。殷實的家境，重視教育的父母為梁啓超接受良好的教育創造了條件。他自幼接受傳統家教飽讀經書，“啟超啟勛及群從昆弟，自幼皆未嘗出就外傅。學業根底，立身藩籬，一銖一黍，鹹稟先君子之訓也。”（《飲冰室合集.專輯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頁）他十一歲中得秀才，進而苦學史、子、集，十七歲復中得舉人。之後廣結飽學仁人志士，通達愛國憂國憂民之情。“足下以經興之才，宦世早達，福在蒼生，匪唯私祝。仆性稟熱力頗重，用世之志未能稍忘，然周覽天人，知天下事之無可為，惟欲與二三同志著書以告來者，目前之事，半付之青天白雲矣。”“鐵路以開風氣，又以通利源。風氣開則可為之勢也，利源通可為之資也。今諸公袞袞因循觀望，而代輩坐論莫展一籌，一手一足豈能挽江河哉（同上）”（光緒十八年閏六月一日《致汪穰卿同年書》）。形成了自己堅定的信仰和愛國情懷。“信仰是神聖的，信仰在一個人為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為一個社會的元氣。中國人現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沒有信仰。”（《評非宗教同盟》）他的良好的信仰與憂國憂民的情懷，來自於其良好的教育。他說：“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祗想少年心思，強半為消磨。願替眾生病，稽首禮維摩。”（楊復禮：《梁任公先生年譜.光緒二十年》）。面對著國破徒遺山河之景，兵敗枉論華夏之尊的現實，他與眾多賢達“公車上書”，力陳變法圖強之大義。贊成“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報館，學西方，興學校，開民智，興民權，立農工商政，修鐵路，開礦山，發展資本主義，興辦新軍，最後達到富國強兵的主張，漸成時尚。它的愛國情愫，源自於他愛國的信仰，他的愛國信仰復促進其憂國憂民的言行。“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愛國者，亦莫中國若。吾愈加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歟踴者？吾歌矣，誰歟和者？”（《自由書.憂國與愛國》）這就是他的愛國信仰的強大力量。所以，威廉.葛德文（william.godwin）說：“要一個人拿出熱情來推薦他並不認為真正值得讚美的東西，乃是一件再困難也沒有的事情。要一個人孜孜不倦地從事與他並不相信會在某一個方面是廣泛有用的事業也是一件再困難沒有的事情。”（【英】威廉.葛德文1756-1836 政治正義論
.商務印書館，1980年4月，第104頁）可見，一個人的信仰對於他一生的重要作用。魯迅先生在談到信仰時著重提出了“立人”的主張：“是固將生存兩者，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魯迅，文化偏至論，墳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52頁）當一個人擁有了堅定的信仰，也就擁有了執著的堅定的行為，以及為事業奮鬥終生的決心和以苦為樂的樂觀主義精神。所以，信仰對於清華人來說絕不是某種精神上的奢侈品，而是走向新世紀的必備素質和安身立命的前提。我們要時刻擁有判斷善惡的真正尺度，就必須學會從最高的高處和最遠的遠方看問題。
二、 美德是否可教：從機械的愛國改良到革命的羈絆，再到擁袁、倒袁的鼓吹者
一個人接受過去的教育內容越多，掌握的知識越系統卓越，可能受其影響就越深，改變受其影響的世界觀就愈加困難。梁先生是大清帝國的秀才、舉人，他接受的一切傳統教育及其形成的世界觀都印有“大清帝國”的深刻烙印。他認為國家有困難、有危險，可以改良，可以維新，可以變法，更應當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可以換湯，但不能換藥”是其維新變法的本質之所在。換言之，體制可改，但制度乃“祖宗之法”不可變也。這就使他陷入了機械愛國主義的泥潭終其一生而不能自拔。作為當時維新變法的棟樑之才，他在維新變法失敗逃到日本後仍念念不忘為國建功立業的理想，留於筆端：“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陰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飲冰室合集.專輯之四十五（下）》）。同時又以滿含深情的筆觸，用那種震耳欲聾的保皇曲對皇帝發出崇高的禮讚：“我皇上之舍位忘身，從救天下，自古之至仁大慈，豈有過此者哉！”“上乃一切獨斷，裁自至心，新政大行，從善如轉圜，受言若流水。”（《飲冰室合集.專輯之一》）從此，他高唱保皇、反對革命，成了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絆腳石。但雖其保皇，其愛國之信仰並未有一點喪失。“紅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飲冰室合集.專輯之五》）但是，由於其在本質上仍保皇立憲，主張改良，反對革命，儘管其有愛國之志，報國之心，但在如何建設國家的制度上頑固保守，雖然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但由於當時的局限性，終究“英雄無用武之地。”在清末改天換地的鬥爭中，他從開始的“非袁不可”，到後來的“非去袁不可”的主張，充分體現了他在改變舊世界的認識論與價值觀上的彷徨與無奈。但是，他在《五年來之教訓》一文中，充分地體現了他開始敢於正視現實的思想認識與對時事認識的正確論斷。“第一之教訓，能使吾儕知世界潮流不可拂逆。凡事一切頑迷復古之思想，根本不容存在於今日。強欲逆流而泝絕無成績，徒種惡因”（《傳》，第237頁）這使他深刻認識到民主共和的潮流不可逆，民心民氣不可侮，社會前進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這是梁任公認識唯物的復歸，是其對其自我的一場哲學上人生觀的一次別開生面的“揚棄”。於是，我們再回到本論點：美德是否可教？答案是肯定的，一個人的美德不僅僅取決於他對這種規制的自制能力，更在於他對世間萬事萬物的客觀、真實性的認識，而不論這種認識是自發的還是被動的接受。但是，儘管特雷安塔費勒斯（john s.treantafelles）說“美德不可思地可學（learnable），卻並非必然明顯地可教。我們能夠獲取美德，甚至似乎能夠學習（learn）美德，然而卻很難證明，我們彼此能夠傳授美德或教授美德。”（劉小楓，美德可教嗎【m】.華夏出版社，XX年1月第13頁）梁任公的認識與行為軌跡彰顯著這樣一個事實：一個人的美德（如前文所述）不僅可學，還可以教授，最終可得以圓滿。
三、 道德修養與人生感悟
梁先生在遊歷歐洲後，於一九二0年春天與著名學者王國維一起擔任了清華大學研究院的導師。從此，他一方面以大師的身份傳道、授業、解惑，一方面不忘關心國家發展的命運。他說；“現在學校里的人，當然是將來中國的中堅，然而現在學校里的人，準備了沒有？準備什麼樣來擔任這個重大的責任？知識才能固然是重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斷然不可少的。”（《梁啓超先生北海談話記》，《梁啓超年譜長編.1927年》）他在與孩子的交流中強調：“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儘自己的能力做去，做到哪裡是哪裡，如此則可以無入而不自得，而於社會亦總有多少貢獻。”（《給孩子們書》，《梁啓超年譜長編.1927年》）近百年來，我們清華正是秉承著“行勝於言”的座右銘矢志耕耘著，成長了一批批治國英才、建設國家的棟樑。一代大師梁先生的思想精髓如江河行地一樣，不捨晝夜地流淌在清華每一寸土地上，其思想真理的陽光照耀著清華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我們當二法並用，一方面要看出自己長於哪一點，竭力去發揮，便容易成功，修養道德是如此，砥礪學問也是如此；但一方面需要注意自己的短處，我們總不能沒有缺點，或苦於不自知，或知而怯於矯正。”（《清華研究院茶話會演說辭》）
秋風先生說：“梁任公啟超先生是現代中國歷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不過，任公的重要性似乎依然被大大低估了。”“任公創造和代表現代中國一個獨特而重要的文化與政治傳統。”即是“堅持憲政主義的政治。”（秋風，發現梁啓超派士人群，隨筆
.XX年2月）作為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他的偉大貢獻絕不僅僅在於文化領域，而是“發展一個構建現代中國的整體規劃：憲政主義、儒家和社會主義被融合為一個連貫的體系。”（同上）
四、 始於信仰，成於厚德：使命與追求
梁任公啟超先生在同清華研究院的學生週遊北海時，面對當時國弊凋零的局勢，向學生們發表了治國興邦為己任的演講：“現在的社會，是必須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就此沉淪下去，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但是誰來改造他？一點不客氣，是我輩，我輩不改造誰來改造？”（《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民國十六年（1927）》）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的使命感一直是清華人的神聖使命。他在《論君子》的演講中飽含深情地希望清華學子們能秉承中華傳統美德並引用《易經》上的“自強不息”（《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易.坤》：“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激勵清華學子們要肩負振興國之使命，發奮圖強。清華人把這八個字寫進了校規並逐漸演變成清華的校訓。這八個字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以德配天”，厚德者方能承載萬物。古今成就大事業者，厚德是其成業之關要。孔子的“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說明一個人具有了高尚的品德與志趣對於建設國家的重要性。梁任公先生以其為學為人踐履著這種清華的精神與信仰。他是我清華精神信仰之樹常青的肇端者之一，正是源於這種信仰，清華精神薪火相傳，使得清華園裡聚集著學貫中西、享譽海內外的學術大師，培育出了群星璀璨的民族科研脊樑、興業之士和治國人才。人們在傳承、踐履這種高貴的精神和信仰的同時，仍時時感受到它的幽香的理性與光華璀璨的美。梁任公先生的盛德大業，國人共知。我們已經理性地認識到了當代清華人肩上的責任與使命。清華的強大，來自於其上百年文化的積澱與養成的生成，海納百川的氣度以及對人間一切事故的從容、大氣、淡定和近百年來在潤物細無聲的歷史長河中構建起來的對善良、美德和責任的敬仰。
如果說：“自強不息”是一種高貴的精神信仰，那么“厚德載物”就是清華人成就事業的一種必然的緣由。“愛國、奉獻”是清華人的優良傳統，“實事求是”是清華人的校風。“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是清華人心態的真實寫照。期以己螢燭之光，增輝華夏之日月是清華人的美德。擁有了清華的精神信仰，我們的心中就擁有了和煦的陽光和清新的空氣，我們的精神境界就擁有了更多的綠化和洗禮，使每個清華人的軀體和靈魂，都健康、美好、愉悅、坦蕩、文明與一往無前。清華人將一直牢記“行勝於言”的至真至理，謹記清華的強大與祖國強大息息相關，堅定的人生信仰與實現人生理想追求。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參考文獻：
1. 孟祥才，梁啓超傳
.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
2. 丁文江，梁啓超年譜長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
3. 羅檢秋，梁啓超心語
.嶽麓書社，1999年8月
葛懋春，梁啓超哲學思想論文選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