頤和園，排雲殿，魚藻軒。深秋的陽光瀉入，明亮，卻無暖意。八十三年前，一位清瘦的長者從這裡走入昆明湖水，他的生命之舟在此靠岸。
我徘徊在蒼白的陽光里，指尖拂過冰冷的朱漆，想像他在這裡與世間的牽掛一一訣別：告別親人，告別摯友，告別累累盛名、煌煌巨著，告別窮經皓首的書齋，告別揮灑心血的講壇。
一代宿儒就這樣去了，留給世人短短十六個字：
“五十餘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他的死成了一個謎，謎底雖眾說紛紜，大抵都含著“封建腐儒”、“清廷遺老”的意味。先生學貫中西，早年即研習西方哲學、文史、倫理及近代科學，又豈能不通朝代更迭、社會演替乃歷史發展必然規律之理？
是什麼能讓一個人放棄塵世的一切，乃至生命？
我不懂。
空氣仿佛凝固，眼前的湖水是那樣沉靜。
這是個純粹的文人。
他對文化自有一股“痴情”：他痴於詞學，“修竹娟娟，風裡時聞響佩環”見其清逸；“拼取一生腸斷，消他幾度回眸”見其深情；“惱一時心曲，手中雙槳速”見其機俏；“千屯沙上暗，萬騎月中嘶”見其豪壯……更不消說那部《人間詞話》，天下詞評觀此而止。他痴於金石，《兩周金石文韻讀》《魏石經殘石考》《宋代金文著錄表》《重校定和林金石錄》……百代金石收於眼底，藏於胸中，錄於紙上，傳於後人。他痴於戲曲，這個一貫被文人學士視為“托體近卑”的體裁被先生納入了文學藝術和歷史科學的範疇，移居日本期間完成的《宋元戲曲考》竟在異國掀起了一股中國戲曲研究的熱潮。他痴於考古，在甲骨文研究中獨辟“二重證據法”，將地下的甲骨文材料同現存的歷史古籍對比，互為補證，是將甲骨學由文字學演進到史學的第一人。他痴於哲學，畢生致力於康德學說，有《哲學辨惑》、《尼采之教育觀》、《釋理》等哲學著述數十餘種，鑽研叔本華思想，並深受影響……
與先生同為清華國學導師，精神相通的陳寅恪先生有這樣一番評述：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是了，他正是為文而生，文化所化之人。中華千年的傳統文化已內化在他的衣著舉止，言談思慮中，成了他的魂。
魂魄既失，軀體也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
為先生一嘆。
今天的我們，讀他的一生，仿佛翻開一冊積滿灰塵，紙頁泛黃的線裝古書。他的故事相隔不過百載，卻顯得古老而新鮮。因為，這份“純粹”，離我們太遠。
今日之文人，從書中讀出了千鍾粟，周鏇於官場，思謀進爵加祿；讀出了黃金屋，奔波於商界，操心股利分紅；讀出了顏如玉，活躍於鏡頭，享受萬迷追捧。十分的書卷氣，混雜了三分商品經濟的銅臭，半成名利秀場的葷腥。
所以，今天的人們難以理解他的選擇。在這個物慾橫流，追名逐利的年代，文化儼然成為一種品牌，一種產業，一種經濟。習慣了快餐雜誌和速食電影，恨不得國學經典也入口即化的現代人不會想到，有人甘為文化望盡天涯，衣帶漸寬，有人會因文明的衰微而悲痛欲絕，有人視文化如生命。
為先生再嘆！
他讓我想起了一股“文人氣”，這也許是昔日的文人們特有的氣質：清高、淡泊、剛直不阿，有道德潔癖，惜名勝過惜命。
秉著這股文人氣，禰衡罵曹，孝孺斥燕，赫赫王權壓不彎文人的錚錚傲骨；夷齊採薇，蘇武牧羊，孤苦一生只為守護心靈的一方淨土；嵇康酣歌縱酒竹林中，陶潛悠然採菊東籬下，文人的青衿豈容沾惹權勢的污泥？還有我們的先師前輩：聞一多拍案而起，慷慨陳詞，生死度外；朱自清病中明志，拒領美國救濟糧，這份剛正清高，經得起貧病生死的考驗……
快哉！酣暢淋漓地活著，抑或高貴地死去，天地間留存一個清白的背影。看似柔弱的身軀，卻迸發出非凡的生命力，那是骨子裡的文化的韌性。他們守護著文化也被文化所守護，用一生去探求，感悟，然後立言，立德，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中國需要這樣的文人，中國曾經不乏這樣的文人。
也許隨他一起沉入湖底的，還有那個令人神往的時代，那種讀書人特有的氣息。
為先生三嘆！
起風了，湖水微漾，抬頭，已是紅日西沉。
餘暉將湖面暈染成一片柔和的橘紅，這寧靜祥和的昆明湖水，再也激不起八十三年前魚藻軒前那道道漣漪了。
可我一直相信，有一天我們這個園子裡會走出一批人。他們熱愛文化，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他們忠於職責，而非職責所能帶來的東西；他們既是探路者也是引路人，以自己的痴情傳延文明的千年薪火，以自己的良知喚醒民族的文化自覺；他們，心中裝著天下的苦，血裡帶著士林的風；他們，將是文化的使者，民族的脊樑。
我一直在等著這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