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叫米哈伊爾的孩子，一年級時參加了少年木工製作小組，對少年模型製作小組的活動有了興趣，三年級時他製作汽輪機的工作模型，四年級時能獨立地製作自己的機器，他製作的發電機模型，比火柴盒略微大一點。畢業前夕，他作了幾個機器和設備的模型，都是帶有自動裝置和遙控裝置的。他從帕夫雷什中學畢業後，考入一所綜合技術學院，後成為一家專門為原子能裝置生產儀器的工廠實驗車間的工程師。
這樣的例子在蘇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有很多。蘇霍姆林斯基說：“沒有那樣的人，他的身上未被賦予天資和可能性，以便於他在生活中、首先在創造性勞動中表出自己與眾不同的、獨特的美質和天才來。”
他認為，只評價學習的最終成果，而忽視學生的勤奮、努力程度，這是不公正的。不能把評價變成威脅人的東西，任何時候評價都不可變為貶低個性的手段。“學習、上課、完成作業、經常得到分數——這一切絕不應當成為用來衡量、評價一個人的惟一的、概括一切的尺度……如果在教師看來，他只是一種頭腦里被填塞知識的生物，他就不會成為全面發展的人。如果一個人不能宣告自己的存在，不能在人類心靈的某一領域成為主宰者……那么，所謂的人就是不可思議的。”
楊振寧教授不止一次說過，在國外許多傑出的實驗物理學學者，如果用目前國內的衡量標準，都會早就被淘汰掉。我們現在確定所謂的“差生”、“後進生”，衡量的標準是什麼？就是作業和考試成績。但這是標準的錯，不是學生的錯。用作業和考試成績作惟一標準，是受條件限制而不得已的辦法，是不公平的，它毀掉了多少人才！讀蘇霍姆林斯基的書，我們發現，現在許多素質教育的思想，他那裡早就提出來了，甚至比現在更和諧更完美。
因標準的錯誤導致被認為“差”、“後進”的學生，不是對這種不公平表示不滿、反抗，就是對自己的一生喪失了自信。蘇霍姆林斯基介紹說，有一個學生老是不明白植物是如何吸收養分、進行呼吸，幼芽是如何長成葉子的，教師經常說他：“你難道就不能理解這些簡單的東西嗎？”一次上課時，教師說：“過幾天，栗子樹就要發芽了，我們全班就要到栗子樹的林陰道上去，那時如果阿廖沙還講不出大家都懂的道理，那就無可救藥了。”到了那一天，當全班都有來到栗子樹林蔭道時，發現所有的幼芽都被掐掉了。這個學生對不相信他的智力表示了抗議。
蘇霍姆林斯基說，往往還有這樣的情況，孩子一連得了幾個2分之後，就似乎向自己的命運妥協了，覺得什麼都無所謂，而且這種無所謂成了大家的笑柄。這是一個正在形成的人在精神生活中可能發生的最可怕的事。如果一個人從兒童時代起就缺乏自尊心，那對他還有什麼指望呢？“某些兒童知道了自己在智力發展上能力有限，正是這一點成了他們不想學習的原因。一個人在童年時期就感到自己似乎是一個不夠格的人，這種狀況不應當出現。”
實際上，不同人的智力才能表現在不同方面，有的擅長抽象思維，有的擅長動手試驗……正好滿足了社會需求的多樣性。正如蘇霍姆林斯基所說：“遠非每個人都能成為學者、作家、演員，遠非每個人都能發明火藥，但每個人應當成為自己行業上的能手——此乃全面發展的重要條件。”
蘇霍姆林斯基不只是把那種智力要求不公平的後果局限於智育，他還認為這引起德育的問題。他認為，對於孩子來說，來自教師方面最大的不公平是，他確實認為教師給他評不及格的分數是不公平的，而且還企圖讓家長為此而處罰他。孩子看到教師一定要把2分的事通知家長時，他就會變得冷酷無情，腦力勞動就會成為他所仇恨的事。孩子一旦感受到了別人對他漠不關心的態度，就失去了對善與惡的敏感性，產生對人的懷疑和不信任，這就是怨恨的最主要來源。
蘇霍姆林斯基說，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在聽完一位蘇聯院士關於宇宙的一次講演之後，有人問：“在我們的生活中如何實際運用諸如有關星星之類的知識呢？要知道，這類知識離我們的實際太遙遠了……”院士在聽眾的暴風雨般的掌聲中回答說：“人不同於豬，因為人能抬起頭來觀察群星。”蘇霍姆林斯基說：“原來是‘觀察群星！’深入鑽研別國人民精神生活中的精華，撰寫有關亞述人文字和古印度宗教的學術論文，全神貫注地閱讀普希金和謝甫琴科、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歌德和莎士比亞、肖洛霍夫……的作品等，這些都是‘觀察群星’。”孩子不是簡單的知識儲藏器，學校不等同於知識組裝場，老師不是知識部件安裝工。“在我們這裡，具有決定意義的是一個人應當成為什麼樣的人。”蘇霍姆林斯基提出的這一目標，具有最深厚的人文性。
在我讀過和知道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中，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論和實踐是最富人文性、最有人情味的。這是因為他的理論和實踐植根於肥沃的民族文化和世界人類最美好感情、願望、道德的土壤。蘇聯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儘管現在蘇聯解體了，這不妨礙他們是偉大的民族）、文化極為豐厚的民族，哺養了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等世界一流的文學家，出現過羅蒙諾索夫等著名科學家及烏申斯基、馬卡連柯等著名的教育家。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過巨大犧牲，依然熱愛和平、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熱愛自然、熱愛和同情勞苦大眾和弱者……人間一切最美好的情感和願望在這個曾經飽受災難的土地上無比熾熱，形成了濃厚人文性、人道主義的教育特色。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論和實踐，無疑是這種人文思想和時代特色的集中代表。
我注意到該書編者前言的一句話：“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論與教育遺產……涉及到德育方面的某些觀點帶有某些歷史的局限性，他本人不可能超越他所處的歷史環境和社會條件……”是的，誰也不能超越歷史！但是，如果不認為這是例行的套話，那么，這裡的“歷史局限性”是什麼呢？聯想一下現在的世界大勢和潮流，大概不難猜測編者的意思。可是，不要以為，過去的或被擊敗的事物都有“時代局限性”。昨天的鮮花是美麗的，但時間一過就凋謝了。這是鮮花的“時代局限”呢，還是時間規律的“局限性”？
讀蘇霍姆林斯基，感嘆其教育美學的和諧、自然，聯想到這個美學和與之密切相關的一個偉大理想的命運，不能不想這樣的問題：
歷史和現實中，規律上主導社會發展潮流的，是精神，還是物質？對於人類，它應該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
物質“成功”的社會就是理想的社會嗎？獲勝的一方就是真理所在的嗎？
東西之寶貴是因為它的難得。精神、理想、真理、正義，因為它們總是難以獲得，所以才被奉為神聖！這就是人類的悲哀，也是人類的希望之所在。
那么，“成功”者是代表物質的，它不一定代表理想，更不一定代表真理。——我感到寬慰。
那么，人類以什麼目標培養孩子，是物質，還是理想、真理？——我感到憂慮。
謙虛
央視10台《大家》欄目不久前做了一期周年特別節目，對一年來採訪過的傑出老人作了一個回顧，特別摘取了主持人採訪丁肇中、彭桓武、陳省身等大科學家時的情景。主持人問試驗物理大師丁肇中：“有人說您是一個少見的天才，您自己怎么看？”丁肇中回答：“不是。”主持人又說：“您很有天分，對不對？”丁肇中說：“不，我只是刻苦而已。”主持人採訪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問他：“你覺得自己在兩彈一星事業中，處於一個什麼位置，起過怎樣的作用？”這位曾獲過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的老人說：“我只是其中的一員，中國的兩彈一星就像一棟房子，我是大門前那兩個石頭獅子。”節目最後，是主持人採訪數學大師陳省身。主持人問：“你覺得自己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您的老師、幾何學大師嘉當。”陳省身回答：“我並沒有超越他。他的數學能力絕對比我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