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經驗是被人看不起以及因此而來的怨恨。19XX年毛到鄰縣湘鄉上學：
我比別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樣的短衫褲。…… 很多闊學生看不起我， 因為我平常總是穿一身破舊的衫褲。
我被人看不起，還因為我不是湘鄉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壓抑。（毛澤東，1996：23）
嫌貧愛富，人之常情，但在毛這裡，則又支持了他後來的階級觀點。應當說，在當時的背景下，毛的出生不算最差，他自己說是“富農”。這就有兩種推測，如果他是最窮的，是連學都上不起的貧農，他的思想觀念會是怎樣？反之，如果他再富一點，完全感受不到他人對自己的輕視，是不是還會有這樣的意識？ 身居下位卻又喜歡鬥爭，環境與追求都造成一種強悍的個性，毛終生好強愛勝，不甘失敗或屈居人下。當代學者楊奎松介紹：“1925年，因與黨內意見不合，他曾一度負氣回鄉達8個月之久。20年代末年在井岡山擔任紅四軍黨代表時，他與軍長朱德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也存在著嚴重的矛盾衝突。30年代初在江西蘇區時，他又先後與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一批領導人發生過爭執。在一些中央檔案中，我們不難看到對他個性的一些尖銳批評，比如說他動不動就‘咆哮起來’，甚至‘罵起娘來’，說他‘態度（脾氣）不好’，‘好攬權’，‘排斥異已’，過於威嚴，使民眾和同志‘個個怕他’，等等。”（楊奎松，1999：531）閩西革命者傅伯翠回憶：“1929年5月下旬，在連城的廟前，我第一次見到毛委員。因為副官楊至誠分給毛委員的房屋不夠亮堂，毛把楊罵得好厲害。我還聽到陳毅當面對毛委員說：你這樣愛訓人，我都害怕。”（傅伯翠，XX：191）
革命不能不厲害，但這種厲害還須具有充分的社會基礎。與其底層出生相聯繫的是，毛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小人物”、“下等人”、“窮人”、“被壓迫者”的位置上，而與“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壓迫者”保持天然的敵視和極端輕蔑，這種對立不一定是在政治/階級的意義上對立。49年以後，毛對高級官員常常發出不滿、反感和警告，也常常自我批評“官做大了”等等，賦予上下、大小、貧富等以一種感情和價值的含義，既滿足了底層平民的心理需要，也引發了官員的心理緊張。
然而，不能僅僅根據毛在延安時期的回憶對他進行心理分析。由於延安時期毛把矛盾對立視為辯證法的核心，把階級鬥爭視為共產黨人的天職，所以他在這個時期的回憶，很可能因後見之明而具有選擇性乃至解釋性。他在家庭瑣事的回憶中就加進了許多革命辭彙，如黨、統一戰線、辯證鬥爭、間接打擊等等。他很可能捨棄了童年時期可能有經驗過的另一種感情，比如愛、慈悲、尊重等，這來自毛的母親文七妹，一個“仁慈的婦女”和“虔誠的佛教徒”。同情窮人，慷慨厚道，常送米給上門討飯的；她也不贊成毛對其父親的對抗性鬥爭。但這個善良的農村婦女對毛的影響，似乎只表現在毛後來對佛教有一定的尊重。革命領袖原不需要女性化的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