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鳴放”期間，統戰部長李維漢受命組織座談會。“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5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了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警覺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李維漢，1986：833—834）“鳴放”是不是一開始是“引蛇出洞”，現在還不是很清楚，但羅隆基這句話肯定觸痛了毛隱秘的創痛。
1919年，毛來到故都，由未來的岳父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李讓他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
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毛澤東，1996：39—40）
說這段話時，毛還處於艱難困苦的創業時期，還沒有49年後天南海北任意發揮的瀟灑，這段話基本是事實陳述。儘管他對這一體驗耿耿於懷，但到底承認了兩個客觀原因，一是這些名人們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話也妨礙了名人的傾聽。只是剛好是這個小人物，30年後主宰了中國，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後來遭難的知識分子也許有理由責怪當時的那些名人：如果他們的態度謙和一些，如果他們屈尊與這個圖書館助理員多聊一下，後來的知識分子政策有可能不那么酷烈。
假設不是沒有意義。引領時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負，固然說明他們的境界還不夠高、做人上還差一個等級，但一個苦鬥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擺一點架子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親梁濟，布衣一生卻心憂天下，“先父多年佩服任公，當他從海外返國，親往訪四次未得一見，兩度投書亦無回答。”梁濟在日記中記下此事。他死後，梁漱溟編輯的《梁濟遺書》出版，梁啓超讀後即“深自咎責”。這裡最重要的是，梁濟不因梁啓超的簡慢而怨恨，“於慨嘆其慢士之餘仍以救國大任期望於他。”（梁漱溟，1987：78）
如果一個政治家根據自己對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對知識分子的判斷，並據此制定國策，顯然就有點意氣用事了。1945年7月，傅斯年等人訪問延安，當毛盛讚傅在“五四”時代的貢獻時，傅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劉邦、項羽。數日後，毛應傅請手書唐詩相送：“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盡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李泉，XX：267）傅把“五四”人物視為引發革命的陳勝、吳廣，以劉邦、項羽的中原逐鹿比喻毛、蔣爭雄，實有謙遜之意。毛接過話頭，以“不讀書”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