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7-30 字數：17437收藏此頁到都市網摘新時期以來，《三國演義》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其廣度和深度都大大超過了以往任何歷史時期，在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爭論較多，最為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幾個問題。（一）關於羅貫中的籍貫明代以來，關於羅貫中的籍貫有東原、太原、錢塘諸說。多種明代《三國》刊本均題署“東原羅貫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等文字記載，是為“東原”說的主要依據。1931年，鄭振鐸等人發現天一閣收藏的《錄鬼簿續編》，其中有“羅貫中，太原人”一語，許多人便以此為“鐵證”，認為羅貫中是今山西太原人。從此，羅貫中的籍貫便集中為“東原”、“太原”兩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幾部比較權威的文學史、小說史均主“太原”說。近十幾年來，有關專家圍繞兩說進行學術爭鳴，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論文。關於“東原”說。劉知漸在《重新評價〈三國演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4期）中認為：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首的庸愚子（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稱羅貫中為東原人。這個刻本很精整，致誤的可能性較小，因此，羅貫中是東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錄鬼簿續編》出於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東”字草書之誤。王利器在《羅貫中與〈三國志通俗演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1、2期）中認為：東原乃是羅貫中原籍。《錄鬼簿續編》作“太原人”，系因其傳抄者少見東原，習知太原，故爾致誤。東原即漢東平郡，治所在今山東省東平縣東。這不僅可以從大多數明刻本“認定羅貫中是元東原人”找到根據，而且可以從羅貫中在《水滸全傳》中把東平太守陳文昭處理為全書唯一精心描寫的好官這一點看出端倪，因為元代慈谿縣令陳文昭與羅貫中同為理學家趙偕（趙寶峰）門人，且有政聲，故羅貫中借其名為自己故鄉東平的太守。刁雲展在《羅貫中的原籍在哪裡》（載《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中認為：《三國演義》最早的幾種版本大都署名“東原羅貫中”，羅貫中創作的其他小說《隋唐兩朝志傳》、《三遂平妖傳》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傳》，也都署名“東原羅貫中”，“這是作者本人題署，應當相信。”反之，其他記載則可能弄錯。關於“太原”說。李修生在《論羅貫中》（載《山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中認為：羅貫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隨宋王朝南遷至杭州的，故又稱杭州人。孟繁仁在《〈錄鬼簿續編〉與羅貫中種種》（載《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中認為：《錄鬼簿續編》的作者既是羅貫中的“忘年交”，他關於羅貫中的記載就應該是最權威、最可信的。羅貫中創作的小說、戲曲，在選材上都與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國演義》塑造最為出色，最為成功的人物關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兩朝志傳》中的重要人物李淵父子，是從太原起兵而奪取天下的；《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中的趙匡胤，未發跡時曾流落太原；《平妖傳》中的文彥博，是山西介休人。這種“瓜葛”，正與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關係。元代在晉陽（太原）有一個羅氏家族，羅貫中很可能屬於這個家族。劉世德在《羅貫中籍貫考辨》（載《文學遺產》1992年第2期）中認為：“‘太原’不可能是‘東原’的訛誤”。並提出：《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有三處屬於古東平範圍內的地理錯誤，由此可見，羅貫中非東平人。面對兩說之爭，沈伯俊在《關於羅貫中的籍貫問題》（載《海南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中，對“太原”說作了比較細緻的商榷。首先，從三個方面對《錄鬼簿續編》抄本的權威性提出質疑：其一，在羅貫中作品的署名和《續編》的記載之間，前者應當更為權威。其二，庸愚子寫於弘治甲寅（1494）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稱羅貫中為東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後的《續編》抄本，顯然也更可信。其三，《續編》抄本確實頗有一些錯字、脫字、衍文和顛倒之處，因此，由於傳抄者“少見東原，習知太原，故爾致誤”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來解釋羅貫中的籍貫是靠不住的。事實上，一般認為是羅貫中所作的幾部作品，其主人公沒有一個是山西人。再次，指出民間傳說一般不應成為考證歷史人物生平的依據。文章還提出：儘管個人傾向於“東原”說，但終究只是認為“東原”說比“太原”說可靠一些，還不能遽爾否定“太原”說。要想真正解決問題，可以著重從三個方面努力：（1）注意《錄鬼簿續編》有無別的抄本。如果幸爾發現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誤抄。（2）注意有關羅貫中生平的新發現。（3）確認《三國志傳》是《三國演義》的祖本，並判定其成書年代，那么，其題署“東原羅貫中”與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所說的“東原羅貫中”互相印證，就可以成為確定羅貫中籍貫的有力證據。1988年起，孟繁仁接連發表《〈題晉陽羅氏族譜圖〉與羅貫中》（載《城市改革理論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羅氏家譜〉與羅貫中》載《文學遺產》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徐發現的《羅氏家譜》為主要依據，將“太原”說進一步坐實為“清徐”說，認為《羅氏家譜》中第六代羅錦的次子即羅貫中。陳遼在細讀《羅氏家譜》之後，寫了《太原清徐羅某某絕非〈三國〉作者羅貫中》一文（載《中華文化論壇》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羅氏從康熙年間的羅鰲（《羅氏家譜》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將“先祖”、“遠代祖宗”與《家譜》中的“始祖”、“第一代”混為一談，即將五代後唐時期從成都來到梗陽（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於生活在元代的《羅氏家譜》第一代羅仲祥，從而造成巨大的時間差錯。如果羅仲祥真的是五代後唐時人，則第六代羅錦之子應當生於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與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見，“清徐”說難以成立。1994年，劉穎獨闢蹊徑，在《羅貫中的籍貫——太原即東原解》（載《齊魯學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歷史上有過三個太原郡，分別在今天的山西、寧夏、山東。《錄鬼簿續編》所說的“太原”，很可能是指東晉、劉宋時期設定的“東太原”，即山東太原，與“東原”實為一地。東太原這一建制早已廢置，但因《錄鬼簿續編》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別名等生僻地名的習好，故對羅貫中的籍貫也用了生僻地名。此處的“太原”，與《水滸傳》、《三國志傳》上題署“東原”都是對的，只是分別用了兩個生僻的古地名。這是一個具有啟發意義的思路。隨後，楊海中的《羅貫中的籍貫應為山東太原》（載《東嶽論叢》1995年第4期）、杜貴晨的《羅貫中籍貫“東原”說辨論》（載《齊魯學刊》1995年第5期）進一步論述了“太原”應指“東太原”，亦即“東原”。這樣，就為“東原”說與“太原”說打通了聯繫，朝著問題的解決大大前進了一步。（二）關於《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長期以來，學術界公認《三國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不滿足於“元末明初”的籠統提法，對《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提出了五種有代表性的觀點：1．“成書於宋代乃至以前”說。持此觀點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說》（載《民眾論叢》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湯賓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提出了三條論據：（1）該書在《玉泉山關公顯聖》一節中有“迄至聖朝，贈號義勇武安王”一句，而關羽封贈義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說三分的口吻”。（2）該書“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績”，而“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說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於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而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3）該書的地理釋義共14條，計17處，其中15處可以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處是明初的地名，但這可能是傳抄、傳刻過程中後來加上的。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內容的明顯事實，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2．“成書於元代中後期”說。持此說者以章培恆、袁世碩為代表。章培恆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據書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進行考證，指出：“這些注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曾將建康改為集慶，江陵改為中興，潭州改為天臨；“然而，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於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之前”，其時，羅貫中當在三十歲以上。袁世碩在《明嘉靖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乃元人羅貫中原作》一文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於元代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論據是：（1）書中共引用330餘首詩來品評人物，收束情節，這“與宋元間的平話是很近似的”。書中所引詩詞，“不署姓名的泛稱，多用‘後人’、‘史官’，‘唐賢’一詞用了一次，‘宋賢’一詞用過十多次，卻不見‘元賢’一類字眼。這可以視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義》作者為元人。（2）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幾個筆誤之外，“其餘的可以說是全與元代之行政區名稱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為元天曆二年（1329）以前的舊地名。“據此，有理由將作注的時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