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站在人間的立場觀察世界，關注現實並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對人性、人生、生命以及人類共享的精神價值理念懷有一種敬畏感、神聖感、使命感。明清之際，“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都發生了劇變。朝廷的腐敗、商業經濟的迅猛發展、農村中舊的等級關係的瓦解、對正統理學的普遍懷疑———所有這些，都使明清之際既面臨著巨大的機遇，又充滿極大的不安”[1]。在這種現實語境下，話本小說充滿了大量的物慾書寫，僅三言二拍，涉及到商人、商業的有116 篇，占總篇目的 58%。
話本小說的物慾書寫常常與鬼神、命運、因果報應等相連。這些充滿宗教意味的物慾書寫，蘊含著小說家關注當下、關注終極的宗教情懷。目前的一些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人形象、商業倫理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擬話本小說物慾書寫的風貌，但對物慾書寫所蘊含的宗教意蘊及宗教關懷的探究還不夠。本文主要從物慾敘事模式的宗教化，話本小說家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三個方面對此問題進行探究。
物慾敘事模式的宗教化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懷特說: “每個人都降生在一個先他而存在的文化環境中，這一文化自其誕生之日起便支配著他，並隨他成長和成熟的過程，賦予他以語言、習俗、信仰和工具。”[3]明清之際，儒釋道走向民間，對社會各個階層產生深遠影響。萬曆年間，佛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黌舍，唪誦咒唄，囂於弦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第談禪拜佛，無不洒然色喜者。”[4]在士大夫中，居士佛教亦頗興盛，若士人對儒佛二學不能雙達，便不足論。道教在明嘉靖年間極受尊崇，在明中晚期也得到很大發展。顧炎武談到當時士大夫的宗教信仰情況時說: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5]在此風氣之下，話本小說中神仙信仰、善惡報應、命運信仰等比比皆是，物慾書寫亦受此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