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體系遮蔽了明末徐光啟開創的翻譯會通思想及其大量實踐。翻譯會通論突破了原文中心論的藩籬，目的不是對原作表面的“信”，而是更強調把西學融入中學以求“超勝”。這一思想既承繼了傳統學術講求會通的淵源，如經學、史學、子學、儒釋道等的會通，又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學術史、文化史、翻譯史上不乏歷史回音，如清初梅文鼎的中西天文歷算會通之學、洋務派張之洞的會通論、維新派嚴復“統新舊”“苞中外”文化觀下的翻譯會通、新文化運動中賀麟譯介西方哲學的“和諧化合”說、錢鍾書的學術“打通”論等，這些不同的會通思想與當時的西學認知、理解方式、翻譯策略等密切相關，值得深入系統地研究。本文立足於中國傳統學術的會通性，重點闡述“會通”和“翻譯會通”的內涵，以深化中國傳統譯論研究。
中國傳統學術的主要特點是綜合性[2：41]，重“學科會通”[3：144]，貫穿於整個傳統學術史，也是翻譯會通的學術淵源和基礎。
中國傳統學術思潮可分為六個時期，即先秦學術、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儒釋道之學、宋明理學、清代學術[4：總序]。先秦是中國學術的原創期，秦漢則是奠基期。秦一統六國，學術也隨之一變，表現出濃厚的兼收並蓄的綜合性特徵。如《呂氏春秋》“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4：10];《史記》“網羅天下放失遺聞，王跡所興，見盛觀衰”[4：334]，以通古今之變;《春秋繁露》以“王道通三”：“上通天，下徹地，中理人”[4：8]。兩漢之際，劉向、劉歆父子編纂的鴻篇巨製《七略》，是佛教傳入之前中國學術典籍的大匯集，共收書6大類38種，596家，13269卷，具有極強的包容性。《白虎通義》更是一部百科全書，堪稱儒家經學通經致用的典範。到了東漢，經學重通學，即《五經》之間的打通和今、古之間的兼容，如賈逵的《左氏傳解詁》和《國語解詁》、許慎的《五經異義》和《說文解字》、馬融的通學式解經方法和鄭玄的通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