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黨內民主的實質是黨員民主權利的落實。高度重視、切實維護和不斷發展黨員民主權利包括違紀黨員的民主權益，是我黨的優良傳統。XX年起，鹽城市紀委在上級紀委的指導下，根據國家法律法規和黨內條規的有關規定，在試點的基礎上積極推行黨紀案件審理助辯制，有效地落實了違紀黨員可以請他人為其辯護的權利，保障了違紀黨員的民主權益，取得了較好的政治和社會效果。XX年以來，全市實施助辯案件187件，占案件總數的11,採納助辯意見106條,占提出意見的28，經助辯的案件截至目前無一申訴。中央紀委審理室調研後認為，這一制度的破題，對於從操作層面落實《黨章》明確的“其他黨員可以為違紀黨員作證和辯護”的規定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央黨校黨建部在調研後也認為，這一制度的推行是“發展黨內民主的創新性探索”。
一、推行助辯制的理論依據
——公法依據。首先，憲法中保障公民的申訴權是黨內案件審理助辯制度的法律基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個人、任何組織必須嚴格遵守。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具有申訴、控告等若干權利，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能違背法定程式而輕易剝奪。憲法保障全體公民的合法政治權利是構成民主社會任何政治共同體合法性的基礎，這種保障就其針對對象而言是全員性的而不具有任何差異性和排他性。因此，憲法在規範意義上具有最高性，一切法律規範都從它那裡取得合法的效力，即構成了一切法律規範（包括《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之合法性的來源。而在我國現行政治體制下，黨模範地遵守和執行憲法是憲法得以貫徹落實的根本保證和關鍵所在。設計黨內案件審理助辯制度，保障違紀黨員享有申訴權及其衍生的助辯權，正是體現了在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治組織中帶頭執行憲法保障公民申訴權的具體行動。其次，刑事訴訟法中的審判程式是黨內案件審理助辯制度的參照模式。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刑事訴訟過程中，為了保證客觀、公正，控辯雙方向法庭提供的證據，都應當經當庭質證、辯認和辯論，未經庭審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由此可見，審判是居於中心地位、具有決定性的訴訟階段，審理是裁判的條件和基礎，裁判是審理的目的和結果。黨紀案件的審理是內部審理，這是政黨的屬性決定的；但與刑事案件的審理相比較，保證對當事人不枉不縱的處理指向是一致的。案件審理助辯制度借鑑了法院庭審的優點，打破了原有的審理模式，由關門審理、少數人審理，轉變為開門審理，陽光審理，為犯錯誤黨員申辯和其他黨員為其辯護開闢了可行的新途徑。再次，律師法中的委託辯護制度是黨內案件審理助辯制度的制度借鑑。律師制度是公民社會司法過程追求公平、正義的有效形式之一。律師的法律知識服務為法治的實施提供了必要的制約和“精確”的保證。黨內違紀案件的處理同樣需要這種來自第三方的制約和保證。而鹽城市的案件審理助辯制，就是受“律師”制度的啟發，在《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頒布的條件下應運而生的。就是在審理錯誤事實見面的必經程式中增加了犯錯誤的黨員不僅可以自我申辯，還可以聘請助辯人——“黨內律師”為自己進行辯護，對審理部門認定的違紀事實、證據、定性及依據的黨紀條規等內容提出質疑，或為犯錯誤黨員提出從輕、減輕以及免於紀律處分或無錯的處理意見。這與允許涉嫌犯罪人員可以委託律師為其辯護的理念是相通的，目的都是為了公正審理、維護正義。
——黨內法規依據。黨內案件審理助辯制是維護黨員民主權利的一項制度創新，但這項制度有著充分的黨內法規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四條第六項明確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作出鑑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其他黨員可以為他作證和辯護。”第四十一條又規定：“黨組織對黨員作出處分決定，應當實事求是地查清事實。處分決定所依據的事實材料和處分決定必須同本人見面，聽取本人說明情況和申辯。如果本人對處分決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訴，有關黨組織必須負責處理或者迅速轉遞，不得扣壓。”《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也明確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者作出鑑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其他黨員可以為其作證和辯護。”另外，《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案件審理工作條例》第十六條、第十七條規定：“基層黨組織在討論決定對黨員的處分時，如無特殊情況，應通知本人出席會議，允許他在會上為自己申辯，也允許他人為之辯護。”“黨組織對黨員所要作出的處分決定和所依據的事實材料必須同本人見面，聽取本人說明情況和申辯。當本人對黨組織所認定的錯誤事實有不同意見時，要認真地進行覆核，採納其合理的意見。”這些都為建立和實施黨紀案件審理助辯制提供了充分的黨內法規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