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推行助辯制的前瞻思考
思考之一：關於助辯人專業隊伍的問題。縱觀全市實施助辯的187件案件，助辯的效果總體上是好的，但差異也是明顯的，其根本取決於助辯人自身素質的高低。助辯人的法紀理論水平高則助辯的“辯護性”“維權性”強、效果較好。因此，如何逐步形成一支規範化的助辯人專業隊伍，是黨內案件審理助辯制的生命力和長效化的關鍵。構建助辯人專業隊伍的方式有三種選擇：其一，社會化運作模式。由紀檢機關制訂一定的標準和要求，符合條件的黨員自願報名，黨內專門機構組織政審、考核，發放執業資格證書，同時引入相應的利益機制；然而這種模式目前因助辯報酬問題尚無依據加以解決，只能在較小的範圍內加以試點和探索。其二，行政化運作模式。由各級黨委推薦合適人選，先培訓，後上崗，形成一支兼職助辯人隊伍，供違紀黨員需要助辯時從中聘請。其三，協會化運作模式。在現階段，我們正考慮由紀檢機關提供一定的辦公場所和活動經費，組織退居二線的審理幹部、司法幹部等通曉法紀黨紀的老同志，成立一個黨紀案件助辯諮詢協會（或援助中心），由他們向違紀黨員提供政策諮詢，並幫助介紹或擔任助辯人。這些同志一般政治素質較高，有工作經驗，不計個人報酬，可以在普通黨員民眾中發揮特有的作用，協助做好犯錯誤人的思想工作。
思考之二：證據向助辯人公開的程度問題。定案的證據能否對助辯人全部公開，這是審理助辯工作中的最大難點。對此有以下兩種觀點：一是不“突破”條規說。有條件地拓展助辯人的知情權，這是目前大家普遍接受的。中央紀委《關於查處黨員違紀案件中收集、鑑別、使用證據的具體規定》提出：“證人作證後，黨組織應為其保密。”《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案件審理工作條例》明確規定：“要切實保障檢舉人、證明人的權利，檢舉材料和證人證言，不能給犯錯誤的人看。”雖然助辯人與犯錯誤的人有根本區別，但是，在目前有關助辯人的紀律、保密要求尚無相應規範約束的情況下，一旦檢舉材料或證人證言透露出去，就有可能發生各種意想不到的情況，也會給今後調查其他案件的取證工作帶來困難。因此，檢舉人和證人享有的合法權利必須得到保護，對檢舉材料和證人證言，助辯人不能直接看材料，更不能摘錄證據，審理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隱去證明人，採取適當宣讀證據的方式，使助辯人了解需要了解的情況。對一些案情簡單，不涉及他人他事，且不講也明白證據出自何處，出證人又不反對公開的，也可以出示或者宣讀。對案件證據中涉及其他人、其他事的，則必須明確不能公開。實踐中，鹽城市紀委正是採用此說觀點。二是比照律師參與辯護說。在我國民主化進程中，以黨內民主促進和推動人民民主，同時在有些方面，黨內民主的發展也要借鑑社會民主，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條基本經驗。司法上，律師參與辯護享有調閱全部案卷的權力。黨內案件助辯中，助辯人在不能充分了解案情和證據的情況下，助辯的效果肯定是要打折扣的。因此，要想使助辯制度不流於形式，就應參照《律師法》出台相應的明確黨內案件助辯人身份、標準、職責、義務等項要求的《黨內違紀案件助辯人條例（或規定）》，在嚴格準入、明確違紀處罰辦法的基礎上，像律師參與辯護一樣，允許助辯人查看全部證據材料。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代表了在未來紀律檢查工作中拓展黨內民主的努力方向，但目前這方面的探索必須等待相關黨內法規的修訂和出台，以拓寬審理助辯工作實踐的探索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