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之三：助辯意見未被審理部門採納，而當事人又不服的，可否開闢一個“抗訴”渠道的問題。雖經助辯，黨員對審理部門認定的錯誤事實、性質仍有異議的，過去只有等處分決定下達後進入“申訴”程式，上級紀委才能受理，如果此時違紀黨員的權益受到了侵害，那么申訴複查只能成為一個補救措施。黨章第四條關於黨員權利的第八項規定：黨員可“向黨的上級組織直至中央提出請求、申訴和控告，並要求有關組織給以負責的答覆。”違紀黨員有權把自己的想法向上級紀委反映，請求主持公道。因此，有必要拓寬違紀黨員向上級紀委表達訴求的渠道，設計一個“抗訴”的可選擇程式，及時避免下級紀委審理人員受地域環境、領導關係和認識水平的限制，侵害違紀黨員的權利。對違紀黨員的不服“抗訴”也可以參照司法上的做法，規定一個時限，這樣，根據黨章第四十五條：“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有權檢查下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賦予的權力，上級紀委發揮審理部門指導、協調的職能，在許可權範圍內，對下級紀委可能發生的錯案採用協審意見的形式予以提醒和糾正，以保障違紀黨員的權利。
思考之四：助辯活動切入點適當延伸的問題。前階段，審理談話助辯工作剛剛起步，很多工作還處在摸索和研究階段，為了達到可控的要求，助辯活動是放在審理錯誤事實見面談話的環節中進行的。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和經驗的積累，審理幹部駕馭助辯談話的能力不斷增強。然而，助辯制放在審理談話環節，較之律師制度中律師的辯護放在庭審環節，顯然在公開性、威權性、顯效性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為此，目前為了使黨內案件審理助辯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在創新的基礎上繼續有所作為，鹽城市紀委正探索將審理助辯談話適當延伸，在支部大會討論給予違紀黨員處分時再次進行，即實行審理錯誤事實見面環節與支部大會環節的“雙助辯”。這樣做既符合黨章的要求，充分發揚黨內民主，也能更好地發揮助辯的直接效果和對支部全體黨員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