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庭作證問題
1、證人出庭作證問題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證人證言是最普遍、最大量、非常重要的一種證據，法院判決往往就是建立在這些證言的基礎上，刑訴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在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書面的證人證言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比較容易取得的。同樣在庭審階段，證人也應當到庭作證，特別是被告人對證人證言提出異議，或者辯護人取得的證人證言與公訴方提供的證人證言有矛盾之處時。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審判中，證人出庭率很低，絕大多數證人都不到法庭作證，即使法院發出出庭通知也棄之不顧，在出現矛盾時，往往考法官的“自由心證”來決定取捨。
筆者認為造成證人不出庭的原因有：
(一)、我國法律中沒有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的規定，證人是否出庭作證完全可以自由決定，如果接到法院的傳票而不出庭的，也沒有什麼處罰措施。在以往還可以通過單位等途徑“強制”證人出庭作證，但是在如今市場經濟的形勢下，人口的流動性大，很多證人並沒有一個單位或組織可以約束，更增加了其作證的自由度。
(二)、與案件有關的證人，往往與被告人有某種聯繫，特別是在經濟犯罪案件中，這些證人懾於偵查和公訴機關的威力，作出了相關的證言。在辯護人取證時，礙於情面他可能會作出完全相反的證言。當到達庭審階段，在“當面對質”的情況下，證人明顯“得罪”哪一方對他來說都是不利的，因此他選擇“逃避”，不願出庭。
(三)、我國法律沒有對證人出庭作出相應的、必要的人身和經濟保證。證人不能以此要求單位給自己帶薪假期，也沒有哪個部門可以為他報銷交通費，萬一路上出了意外，不能作為工傷處理，受到報復打擊也不能成為見義勇為的英雄，因此證人不願浪費時間、金錢、精力來出庭作證。
證人不出庭的情況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會大量採用庭前尤其是偵查階段警察製作的書面證言，這種不加限制地使用書面證言的情況，違背了現代訴訟制度最基本的要求。現代審判制度要求對證言“真實性的情況保障”，即證言筆錄本身不能證明自己的可靠性，而必須以其他方式對其可靠性作出證明。在我國刑事訴訟中，對這種“真實性的情況保障”未作任何規定。不僅重大和特別嚴重的案件可以憑一般的書面證言定案，而且雙方有原則分歧，內容很不確定的證人筆錄，也可以交由法官自由取捨，使其作為定案根據。應當看到，依靠沒有真實性保障的書面證言，十分容易形成錯誤的判定，因為書面證詞的可靠性沒有被交叉詢問所檢驗，不能排除書面證詞和證言筆錄偽造或變造的可能，或者取證人斷章取義，證人出於對取證人的信任沒有閱讀就簽字而造成證言不真實的情況。
針對上述情況，我們有必要制定相關的法律規定來強制和保障證人出庭作證。
2、警察出庭作證問題
我國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證，尤其是他們不會應辯護方的要求到庭作證，即使警察出具書面證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證詞，而是以辦案單位的名義出具的證明材料，有單位印章而無證人落款。例如“關於被告人某某投案情況的證明”、“關於審訊情況的證明”等。但是對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中的某些實體問題和程式問題，需要警察來證明，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的證人作用是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例如，關於被告人投案的情況，以及關於偵查過程中的有關情況，如物證蒐集、口供獲得的過程與方法等。特別是被告人辯解存在“刑訊逼供”現象的情況下，為了排除非法證據的需要，警察應當到庭作證，而不是由辦案單位出具一份“不存在刑訊逼供情況”的證明材料。警察在偵查階段調查取證和在法庭上作證，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角色，此時他沒有了作為警察的強制性力量和國家機器的威懾力，是與被告人同等地位的證人，當他面對莊嚴的法庭宣誓後，他必須依法如實作證，此時的他僅以個人名義向法庭作證。只有經過法庭質證，排除了存在非法取證行為和非法取得的證據，法庭才能採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