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正在成為新的發展熱點，較貧困的省份和城市，聲音又高些。像90年代初期的第三產業熱一樣，人們從中看到了不同的機會，有各自的理解和動機。那么，究竟應該“加快”什麼樣的城市化？借用發展專家斯蒂格利茨的評語：“問題不是城市化進程是否會發生，而是它如何發生，億萬中國人今後幾十年的生活水平將取決於這個問題的解決。”
方略：
小城鎮化還是常規城市化
“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髮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是改革以來的長期方針。依靠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最晚在1984年，已有可操作的政策內容。主流觀點把我國的小城鎮戰略與常規城市化進程做對比，認為既可以避免“大城市病”，又可以減輕我國城市人口高福利（和高福利成本）帶來的財政壓力。目前，對城市規模進行謀劃布局仍然是政府主導城市化進程的要旨。那么，小城鎮化究竟是符合國情的唯一出路，還是對傳統體制的“路徑依賴”，這樣提出問題確有必要。
積極發展小城鎮的主張，起自指令性經濟時期，改革以後成為一種平滑過渡。新中國建立初期，為了加快工業化，以推遲農業現代化作為“必要代價”，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拉大，於是設定城鄉壁壘緩解城市壓力，從而阻斷了城市化自然進程。為維持速度，繼續挖農業、壓消費、背離城市化規律。這使得我國產業層次有著不同於一般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特徵。結構難調整，癥結就在於成長方式未變。一是大量剩餘勞力因城鄉壁壘積澱在有限的耕地上。二是“吃偏飯”造成工業效率低下，既很少反哺農業，又不足以支撐三次產業全面興起。三是服務業缺少城市載體。四是分工和消費的驅動力明顯不足。目前的產業關係不是依次遞進，而是互相牽制，互爭發展條件。這個全局性難題主要由歷史造成，僅靠投資體制改革不足以矯治產業層次紊亂，還需要使經濟成長方式真正轉向以城市為主。
80年代鄉鎮企業在體制夾縫中崛起，給發展小城鎮的主張提供了支持。鄉鎮企業模式和小城鎮道路承接了現存的城鄉關係和粗放型增長方式，看起來改革成本和阻力小，可以避難就易，但從長遠看可能再次走上歷史彎路。不僅因為小城鎮模式無法獲得人口聚合效應與規模效益，從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及經濟合理性諸方面評價，小城鎮模式均無優勢可言。從1980年至1998年，我國建制鎮增加了1萬多個， 但是鎮平均人口僅增長60％，3萬人以上的鎮僅800多個。小城鎮的戶籍限制並不嚴，人口增長緩慢，主要是因為缺少就業機會。即使放開小城鎮戶口，收效也有限。
90年代中期的經濟過熱實現軟著陸以後，支撐增長的外部條件改變；加上環境和資源破壞已被從嚴限制，使鄉鎮企業的粗放擴張優勢走近終點。更進一步看，不少縣域經濟與鄉鎮企業經濟有相似性。大中型城市的經濟潛質則逐漸顯現。我國gdp超過200億元的城市1994年為21個，1998年達到54個。1999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也有此特徵，例如1999年西安市的gdp占全省比重高達42％。流動人口進城之所以加劇了城鄉社會矛盾，與其說因為農民太多，不如說因為城市過少。更不如說“離土不離鄉”的體制和政策一面繁育流動人口，一面阻礙新興城市生長，製造和加劇著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