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中的第三產業更需要以城市規模為條件。遼寧省和湖南省各有31個和29個城市（1998年），但湖南20萬人口以下城市占71％，遼寧20萬人口以上城市占60％，觀察第三產業比重，遼寧比湖南約高5個百分點。從全國看，1998年，我國231個地級以上城市第三產業平均比重達到44.4％，比當年全國第三產業比重高11.5個百分點；特大城市第三產業平均比重更是超過50％。更具全局性影響的是人口問題。以某一時期的總和生育率為參照，推算出經濟社會發展因素和計畫生育因素作用下，我國1971至1998年共少生6.34億人，方法似過於簡單。它忽略了刺激人口增長的新增變數。以農村普遍使用的計生追懲手段為例，高額罰款使許多超生農戶致貧，長期看具有推升人口的後果。農村迄今缺乏降低生育率的內生經濟社會力量，更是不爭的事實。
農村人口至今增長過快，說明生育率偏高並非緣於“錯批了一個人”，根本原因是城鄉分割阻抑了農村發展。教育的落後和家庭勞力的重要，都刺激人口增長，戶籍壁壘則固化和加強刺激程度。如果有意淡化這些“促生”因素，將誤導決策，在人口問題如此關鍵的時候，忽視時弊，不知道是否還有糾正的機會。
認識到城市化政策與人口增長率的聯繫後，其緊迫性不言而喻。國際經驗證明“教育是最有效的避孕藥” 。根據我國經驗，還應注意到，城市產生降低生育率的機制，在大城市尤其明顯。
城市化道路選擇中，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重要因素是：城鄉居民中多數人偏好進入大城市，而這就是經濟活力的源泉。提出人力資本學說的經濟學家舒爾茨說：“正是這種追求環境改善的基本原則，使個人和家庭獲得了最好的收益，也正是這種保持開放的高效率的經濟體制的原則，極大地增進著人類的福利。”
城市化伴隨工業化出現，又隨第三產業化而加快進程，其背景是產業成長帶動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變化。當前條件下，我國城市化政策的基本著眼點不急於定位於提高城市生活質量，先要給全民族提供生存和發展的選擇空間；消除外部的（歷史包袱和資源約束）和制度的發展障礙。
與小城鎮化相對立，有觀點提出應積極發展100萬至400萬人口城市。本文不同於“大城市戰略”，而是主張順應城市化發展規律，減少對規模的制度干預，允許和鼓勵新興城市多樣性成長。城市該大還是該小的制度設計，不如讓位於綜合發展條件。
政策：
建置“城市化”還是人口城市化
對城市化進程的衡量，有不同統計口徑。我國現在通常使用城市行政轄區人口（不含市轄縣）數字， 1998年為30.4％。這裡面包含了近年大規模縣改市、縣改區帶入的農業人口。如果以戶籍管理的非農業人口計算，城市人口比重為16.1％。1999從個例中更能看出城市人口中存在虛數：山西晉城市人口200多萬，城鎮人口比率達到72.2％，但非農業人口比重為17.2％，城市建成區內人口僅占全市人口的11.4％。
我國目前的“城市化”進程具有雙重目標，其重心放在行政建置的調整方面，意在減少機構層次，利用城市力量拉動周邊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依靠城市吸納農業剩餘勞力和人口的目標則被旁移。又由於現有城市人口自然增長形成“就業壓力”，使嚴控“農轉非”的政策不見鬆動，越大的城市限制力度也越大。這樣，人口城市化的政策從改革前的逆城市化（減少城市吃閒飯人口，動員下鄉）過渡到建置“城市化”（增加城市行政轄區內人口，不論其是否脫離農業），一方面維持著人口流動的城鄉壁壘與城鄉福利鴻溝，一方面又希望在經濟上實現城鄉互補，希望農業過剩勞力繼續沉澱在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