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新興城市加快人口擴容，調整政策固然重要，更關鍵的是建立政府動機。本文認為，不宜僅從“賣戶口”、“賣商品房”方面尋找途徑，那樣會抬高城市門檻。從速見效的激勵辦法是將城市的建成區（含近郊）作為基準來界定城市。隨城市常住人口規模擴大，提升其行政層級（增設副地級和副省級城市），同時引入單位面積內常住人口指標，以防止單純擴展城市轄區。這樣可以把建置調整目標和真實城市化進程結合起來，解決建置級別制約城市生長的矛盾。
機制：
政府“抓”還是市場“育”
改革以來，雖有新興城市的成功個例，卻不足以牽動全局。深圳市和浙江的龍港市等，在經濟實力增加的同時，常住人口增加數十倍。而許多城市及明星鄉鎮，經濟實力訊速增長，常住人口增加卻很少。廣東一個地級市，僅工業使用外來固定工逾20萬人，每年獎勵性的戶口指標不足百名。“賣城市戶口”作為不規範的渠道，迄今為止負面作用大於積極效果。在大城市，加強流動人口管理，提高暫住人口收費，限定外來人口總量的工作正在抓緊進行。進城謀生的農民總數從90年代中期的8000萬人降到目前的5000萬人左右。一個城市的管理層可以把無業農民收容遣返，或者自以為可以長期做到。然而，這並沒有解決國家的問題。農民的利益即國家利益，農民沒出路，整個國家不會安康。
在限制農民進城的同時，加快城市化被許多地方政府確立為“十五”重點。儘管在論證中賦予城市化以帶動經濟成長和深化改革的意義，但涉及實際措施方面，政府觀念往往重“城”而輕“市”。地方政府擬劃的重點大同小異，一是“加強規劃管理”，二是“加快基礎建設”，三是“城市形象工程”。從最單純的動機上分析，這樣的“積極推進”也隱含著危險，很可能因此偏離城市化的真實進程和減緩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步伐。
第一，在規劃建設中產生沉重成本，會吸走本可以用於經營活動的資金。有一座建成區僅10萬人的城市，修建了比北京長安街還寬的濱海大道，主持者還被～稱頌為有遠見、有魄力、有辦法。近兩年，廣場熱、草坪熱、亮麗熱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迅速蔓延。這些“亮化、美化、綠化”工程，建設成本動輒上千萬甚至上億元，往往華而不實。如果都像大連市那樣，使城市形象與經濟社會同步前進，切實從居民需要出發，投資美化城市當然值得。但是許多城市經濟並不景氣，卻多營不急之務。依靠負債和攤派，花架子必然撐不下去，損失和浪費將堆成如山壞帳。
第二，城市規劃管理中產生制度供給過剩現象，加大民間經濟活動成本。企業成本多數轉嫁到消費者頭上，因此帶來的變相和隱性漲價抑制居民購買力，加劇供求失衡的局面，使經濟患上外熱內寒的虛症。例如城市政府規劃建設的各種“一條街”，替代了市場發育過程和多樣性規律，伴隨著對企業的不當干預，帶有明顯統制特徵。還有中小城市普遍存在的空殼市場現象和大城市的爛尾樓現象，許多起因於政府行為，是一筆筆說不明白的“學費”。真正的付費者的就是在銀行存款的所有儲戶。
第三，超越實際條件的社會規制過多，會降低政府效能。所謂“法立弊生”，造租尋租活動也會相應泛濫。統制型經濟的病根就是，它要規劃和控制一切活動，但是無法控制規劃者和管理者。現實中政府的“花錢經濟”和“收費行政”的危害亟需警惕。花錢、收費的規模與部門、單位集團利益存在正比關係。這使得規制嚴格程度和“部門失控”程度也有了正比關係。幾乎找不到不附加收費的社會經濟管理活動；而審批、罰款是政府部門唯一偏好的事前、事後管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