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置“城市化”的利弊此處不作全面分析。大規模的縣改市，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是另有利益驅動，值得認真反思。僅就城市化政策而言，建置城市化帶來的負面效應，一是雖然增加了“城鎮”人口，卻沒有相應減少農業人口。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可以歸結為農民大軍的消亡，即農業的工業化。否則，城鎮人口就是一個無意義的數字。美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2500人以上的聚居地就定義為城市，單照此口徑，我國早已城市化。二是城市行政轄區擴大和城鎮數量增多之後，城市功能卻沒有相應增強，人口、資本、資源、市場的聚集效應都不足。這起因於上述的小城鎮局限，也與城市管理中的制度供給“過剩”，地方保護加劇有直接關係。城鄉間大市場受阻於轄區小圈子，連同一城市的區之間也搞起了封鎖。三是模糊了城市概念與城鄉邊界，最大“城市”轄區可達1XX多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區市政設施和公共服務質量偏低；城鄉結合部管理薄弱、問題多。由此帶來的土地問題尤為嚴重。城市得以“攤大餅”式擴張，郊區農村幹部熱衷於租售土地，90年代全國耕地銳減與建置“城市化”同步加快，很難說兩者沒有關聯。大城市建成區的“退二進三”如果是企業行為，會受到成本硬約束，但作為政府行為，則有變現土地租金的利益強刺激。四是建置層次過多、管理機構重迭的弊端仍存。建置層次上，省、縣、鄉（鎮）之外，有計畫單列市、地級市、縣級市。行政隸屬有省轄市、市轄市、市轄縣、市轄區、市轄鄉鎮。好像北京的新地名，東里西里南里北里都是“里”，該廓清處偏要混同，其理何在。
過於偏重建置“城市化”在客觀上還有鎖定城市規模的作用，使社會管理成本增大。缺乏經濟潛質的城市要維持行政級別架子，機構林立；有能力擴張的城市則越不出級別，多方掣肘。例如珠江三角洲的許多縣級市經濟實力遠強於西部省、地級城市，但銀行不能設支行，因城市級別不夠。
從建置“城市化”的實踐結果看：有潛質的新興城市成長過慢；有經濟擴張條件的城市不吸納農村人口 ；城市戶籍人口凝滯、外來人口比例過高；所有城市採取歧視方式（經濟性接納社會性拒絕）對待進城農民，城鄉兩僵的“死結”至今未能解開。
大城市拒絕人口機械增長，中小城市紛紛效法大城市，原因或理由有二：一是城市人口會帶來“大城市病”，不利於提高生活質量和持續發展；二是會增加資源和基礎設施負擔，公共服務業不堪重負。對於“大城市病”，國際上已經有新的認知；“城市病”與其說是因為人口多，不如說因為行政效能低。研究和經驗證明，即使在開發中國家，超大城市的生活質量也比預測的好。專家認為，密集型居住有利於環保和節約資源。至於說城市負擔，則居民作為城市主體，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僅從消費者角色來看，能聚合商業、服務業的需求，同樣是一種經濟資源，居民需要“養活”的觀念已經過時；增加一個城市居民，財政每年要多拿出幾萬元錢的說法，離事實更遠。多種公共服務的價格早已經“按成本定價”，而且漲勢居前。財政補貼如果用在經營性虧損上，與居民增量並無線性關係。況且，地方財政收入本來就是聚居民之財，謀居民之利；“眾人拾柴火焰高”，居民數量決定稅基。再者，基礎設施和市政服務之所以被稱為公共產品，基本特徵就是具有非排他性。一條道路，一套電纜，並不因使用者增多而加大成本。許多城市的基礎設施何以陳舊緊缺，公共服務供給為何總是不敷需求，應該找準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