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訴訟爆炸的年代。有資料顯示，1990-1999年間全國法院共受理一審案件4229萬件，年均受案424.9萬件，為前13年平均數的3.4倍[1]。各類案件數量快速增長，而法官人數不能順風就勢、水漲船高地相應增多，甚至還要減少，已是不爭事實，審判領域裡的“案多人少”矛盾日益顯現和突出。如何解決不斷擴張的審判任務與相對吃緊的審判資源之間的矛盾，意見頗多。大家清楚，這首先須從“人的因素”入手，即不斷提高法官素質，充分調動法官及其他審判輔助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和發揮他們的能動作用等，其次也有必要對現行訴訟制度進行考量，實行簡約、快捷的工作程式，方便法院提高審判效率，方便民眾進行訴訟。對於後者，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簡易程式，冀望它能解決因案件增長而帶來的各種現實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於1999年亦將“擴大簡易程式適用”作為一項改革目標列入《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本文擬就民事訴訟簡易程式的現況、存在的問題及適用範圍進行探討，並提出完善民事訴訟簡易程式的構想，以期對今後司法實踐和審判改革有所裨益。 一、簡易程式的適用狀況 筆者收集了所在法院——南京市大廠區人民法院1998年至XX年四年間的民事審判數據，通過統計、對比和分析，對該院民事審判中適用簡易程式的情況進行調查，調查得出：在這法院，簡易程式有著廣泛的適用基礎，早已形成“擴大適用”的客觀事實和趨勢。 1、從案件總量看，適用簡易程式的案件在總結案量中占有絕對比重，並呈逐年增長趨勢。近4年，大廠區法院每年適用簡易程式審結的民事案件數在當年結案數中所占比例均在83%以上，其中1998年為89.64%，1999年為83.34%，XX年為84.34%，XX年為87.84%。如此高的比例，表明簡易程式不因其“簡”而旁落為輔助性程式或次要程式，恰恰相反，它現在是基層法院完成審判任務的主要工作程式，或者說，它是當事人進行訴訟、接受司法審判和直觀地面對法律、接觸法律的主要方式和途徑。 2、從適用範圍看，適用簡易程式的案件類別已幾乎涉及全部收（結）案的民事案由。XX年大廠區法院共受理確定民事案由36種，XX年受理確定民事案由49種，其中除醫療事故損害賠償1種案由未適用過簡易程式外，其他案由都有過適用簡易程式審理結案的記錄。以11種公眾熟悉的民事案由在XX年的適用情況為例，離婚案件中適用簡易程式審結的案件所占比重為95%，撫育費案件為98%，贍養案件為100%，借貸案件為88%，買賣案件為93%，合夥案件為83%，勞動爭議案件為9%，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為85%，財產損害賠償案件為83%，鄰關係案件為90%，名譽權案件為100%。其中勞動爭議案件所占比重低，是因為該院於年初決定這一類案件不再適用簡易程式審理造成的。由此可見，除極少數案件類型外，基層法院或法官適用簡易程式審理民事案件的膽略遠比理論界要大，司法實務中還很難絕對歸咎哪一種民事案件不適宜適用簡易程式進行審理。 3、從適用機率看，傳統民事審判領域裡常見的幾種案件類型適用簡易程式的機率較高。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編制統計報表（法綜9表）的案件分類法進行比較，可發現離婚、撫養、贍養等婚姻家庭類案件適用簡易程式的比率很高，且較為穩定，而其他諸如賠償類、房屋類和最易出現新類型案件的債務類案件，適用簡易程式的比率則極不穩定，或升或降，詳見下表： 年份 項目 1999年 XX年 XX年 婚姻家庭類 總數 481 430 433 簡易案件數 443 403 419 比率 92.1% 93.72% 94.58% 房 屋 類 總數 57 60 60 簡易案件數 36 50 45 比率 63.16% 83.33% 75% 賠 償 類 總數 64 72 97 簡易案件數 35 51 83 比率 54.69% 70.8% 85.57% 債 務 類 總數 226 340 225 簡易案件數 187 256 172 比率 82.74% 75.29% 76.44% 可見基層法院或法官經常接觸和審理並積累了豐富辦案經驗的一些案件類型，與其不常接觸和審理的案件類型相比，適用簡易程式的機率要高。這又從另一方面說明，案件難易之分，與法官對案件性質的熟悉程度有關，並隨著法官個人及其職業群體的成長而由難變易。 大廠區法院適用簡易的情況，與學者們列舉的有關數據基本相仿，也與南京地區其他基層法院的情況相近似②。上述調查至少給我們三點啟示，一是各基層法院可以通過統計等科學方法對本院法院法官適應不同案件的能力進行調查摸抵，從而確定符合自身實際的繁簡案件範圍；二是簡易程式以其獨任之特徵，抑制住案件數量增長對法官人數的需求，緩解了“案多人少”矛盾，成為解決這一現實問題的主渠道；三是各基層法院適用簡易程式的案件類型，已實際超出最高人民法院慣常認可的範圍，當前擴大簡易程式適用範圍的主要任務不在於推廣實施，而在於修改行法律和司法解釋。 二、適用簡易程式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透視 實踐中發現，適用簡易程式存在兩個不良傾向：一是“簡易程式普通審”，一方面簡易程式與普通程式的庭前準備等流程管理措施完全相同，沒有體現出快捷、簡便的特點，另一方面庭審過程缺乏靈活性和便捷性，從法庭調查到法庭辯論等訴訟環節與普通程式也沒有多大變化。總之，簡易程式並不簡易，實際上它正在演化成“獨任程式”；二是“隨意轉換程式”，一則不注意識別簡單民事案件，實施繁簡分流，二則淡化適用程式法的嚴肅性，使簡易程式的審限制度對承辦法官缺乏約束力。司法實務中還很大程度上將簡易程式當作向普通程式轉化的蹺板。這兩個傾向與設計簡易程式的立法初衷不符，所以稱之為不良傾向。簡易程式並沒從訴訟運行上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明顯區別於普通程式的訴訟制度。 出現上述不良傾向，不是偶然的。如果說問題只有暴露出來了才能得以解決，那這還不是件壞事。學者們對簡易程式現存的問題多有論述，大致可歸結為：立法規定過於簡單、粗疏，簡易程式與普通程式界限不清，簡易程式不簡化，司法解釋與立法前後矛盾③和對轉程式行為監控不力，這裡不再贅述。從審判角度觀察，筆者體會是： 1、造成簡易程式普通審的原因：①法官駕馭庭審技能不夠，不能依案件情況靈活安排調查、辯論等庭審步驟，或大膽地省略某一庭審步驟，只有按已有程式走形式，有的案
件庭審更呈現無病呻呤狀；②適用簡易程式缺少總體上的法律支持，相關法條僅有5個，除起訴、通知開庭和庭審的方式分別針對當事人和法官能夠體現“便利”功效外，在送達、庭前準備、法律文書製作和執行等許多訴訟環節毫無便利可言；除答辯期、審限期具有直接縮短期間。功效外，在“立、審、執”等審判分工和工作00上都缺乏提高效率的機制；③法院內部的工作規範和考核要求過於單一，阻礙了簡易程式發展。近幾年，法院系統對立審分開、案件登記立卷、審書配合等一系列審判工作規範得越來越具體和仔細，但沒有區分普、簡兩種不同程式之間的差別或者區分不大，習慣中仍以普通程式的做法考查簡易程式的對錯，這無形中制約了法官適用簡易程式的創造性和能動性，使現有的一些諸如巡迴辦案、即立即審等立法理想在新歷史條件下得不到推廣實施。 2、造成隨意轉程式的原因：①不注意事先識別繁簡案件，加之現行識別標準不便於實務操作，使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前未實施繁簡分流，未固定所適用的訴訟程式；②法官的程式意識不強，把程式視為工具，忽視了訴訟程式所固有的功能和價值，如約束法官行為、保障司法公正等等，是法官必須遵守的法律制度之一，而有的法官甚至利用“轉程式”來掩飾自己工作上的無能；③法院內部對轉程式案件的監督制約不力，既沒有準許轉程式的前提和條件，又未規定隨意轉程式的責任和處罰辦法。 適用簡易程式還遇到一些難點問題，主要為： （1）送達難。送達難已直接影響到訴訟進程，降低了審判效率，這不只是簡易程式所特有的問題，在普通程式中也存在。民事訴訟法規定了6種送達方式，適用起來遇到不少困難，比如：大量非常住人口的存在，其居所普遍不穩定；城市建設和房屋租賃市場發展帶來的當事人住所變動和易於更換；更有甚者，有的當事人存在厭訴心理，為拒絕和躲避訴訟，和親屬合起合與法官捉迷藏。為了送達，送達人員有時要起早貪黑、蹲點守戶，這樣一味地要求法官盡職盡責，既不合理也不長久，沒有體現“兩便”原則。簡易程式中的口頭、電話、捎信、便條等傳喚方式，仍是以當事人誠信、住所穩定、自覺接受審判為前提，不能應付現今誠信缺失的社會現況，操作起來顯得“吃軟不吃硬”，常常拖延訴訟進度，造成審判被動。 （2）識別難。識別簡單民事案件本身就是起爭議的問題，不同法院和法官對同一案件的難易程式評價不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實踐中還出現看似簡單但很難、看似繁雜但很易的現象。這裡面有法官個人及群體的業務素質、司法經驗和授業基礎不同的原因，有每個案件所蘊含的繁雜性、特異性和難解性不同的原因，還有案件自身發展變化的原因。人們擔心，識別結果的不同會表現為實務層面上的司法不統一。這一擔心絕非多餘。目前，各法院均不同程度地突破司法慣例，擴大了簡易程式的適用範圍，還沒有一個統一標準。 （3）簡化難。前文提及法律規定和法院內部規章對簡化簡易程式的掣肘，其中製作裁判文書繁簡不分就是具體問題。因為我國未採用格式化裁判文書，而現行法律又明確要求裁決文書寫明當事人爭議以及法院裁決的事實和理由，因此，不論案件多么簡單明了，不管是調解結案還是判決結案，法官都要為了寫清一個完整的案件事實與爭議的來龍去脈而詳盡調查，娓娓道出。此外，由於是凡判決均可抗訴，當事人雖明知判決正確卻惡意利用抗訴制度拖延判決執行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使得本應快捷的審判變得拖趿，還耗兩級法院的審判資源。 三、簡單民事案件的識別標準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42條的規定，簡單民事案件的識別標準為“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係明確，爭議不大”。對這一識別標準如何進一步理解闡述，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曾就此作出司法解釋稱：“‘事實清楚’是指當事人雙方對爭議的事實陳述基本一致，並能提供可靠的證據，無須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即可判明事實，分清是非；‘權利義務關係明確’是指誰是責任的承擔者，誰是權利的享有者，關係明確；‘爭議不大’是指當事人對案件的是非、責任以及訴訟標的的爭執無原則分歧”④這一解釋，有的地方值得推敲和商榷。比如“無須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即可判明事實”一句，就不切實際，因為有些案件的當事人因客觀因素限制不能提供證據，但可以提供確切的證據線索，只要法院調查一下就可查明事實。以撫育費糾紛案件為例，相關法律規定完備而明確，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權利義務關係也易於查清和認定，縱使雙方爭議再大，用3名法官去審理和用1名法官去審理的效果都是一樣。 這類案件爭議最多的地方通常是負有給付義務一方的收入情況，不是無須調查即可判明事實，而是一經調查就可判明事實，不也簡單！相比之下，最高人民法院組織編寫的業大教材《中國民事訴訟教程》中對識別標準的表達，更為通俗易懂。它從法官的視角寫道：“簡單的民事案件，有三個等同的特點；一是糾紛不複雜，易於弄清事實，分清是非；二是法律、政策有明確規定，易於作出處理決定；三是當事人雙方對立情緒不大，矛盾易於解決”⑤—易查、易判、易解決矛盾是簡單民事案件的核心內涵，也是法官識別和評價簡單民事案件的基本標準。如果從當事人的視角來理解這一標準，可以表述為：能夠提供確切的證據或證據線索，權利要求有明確而具體的法律依據，相互間的爭議不屬於法律分歧，而是認知或信用分歧。 現行識別標準的立法技術是概括式規定，其基本上能反映出簡單民事案件的內在本質，具有抽象、原則和適用性強的特點，有利於從橫向上應付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人口素質、法治環境和需求等客觀情況不同帶來的法院、法官和當事人之間存在的認知水平和認知結果的差異，以及從縱向上應付不同時期人們的認知水平和認知結果的發展變化。但是，司法實務中的識別是非常直觀的分辨過程，作為一個識別標準，由於其過於抽象和原則必然會導致在由本質向外延推導的過程中，因操作人員、方法、時間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結論。這又說明現行識別標準的主觀成份太多，客觀成份太少，不利於從表象上統一司法。依照現行標準進行識別，同一案由下的各個案件有難易之別，不同案由下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