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注90年代中國大眾文化批評的人都捕拿注意到，90年代中國大陸幾乎所有批判大眾文化的著作或文章，都一無例外地引證了法蘭克福的批判理論，尤其是阿多諾的《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見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啟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與《電視與大眾文化模式》（載《外國美學》第9輯，商務印書館，1992年）。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出版的大陸學者撰寫的關於大眾文化或較多涉及大眾文化的研究著作（如陳剛的《大眾文化的烏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肖鷹的《形象與生存--審美時代的文化理論》，作家出版社1996年；黃會林（主編）的《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王德勝的《擴張與危機--當代審美文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姚文放的《當代審美文化批判》，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等），沒有一部不是大量引用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尤其是《啟蒙辯證法》中論"文化工業"的部分。然而不可否定、也不無遺憾的是，在引用法蘭克福的批判理論分析中國90年代大眾文化的著述中，其方法不同程度地屬於"搬用法"，即在將法蘭克福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描述-評價框架運用到中國的大眾文化批評時，沒有對這個框架在中國的適用性與有效性進行認真的質疑與反剩它們因而在相當程度上打有"外國製造"的印記。可以說，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大眾文化批評的"知識-話語型"。這些批評文字一般都要重複法蘭克福批判理論家對於大眾文化/文化工業特徵的一些描述，如大眾文化的商業化、標準化、模式化、偽個性、反藝術、批量化、平面化等；同時在價值取向上也重複著法蘭克福的結論：形象的複製導致對現實的非真實認知；夢幻性特徵強化人們的妥協與逃避；批量生產導致審美能力的退化等。這些描述與評價與其說是來自對於中國本土大眾文化現實的認真解讀，不如說是來自法蘭克福批判理論"啟示"--而這個理論本來是針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大眾文化的。正是因為有了法蘭克福理論，中國大眾文化的諸多"負面性"才變得如此"顯而易見"（這方面的代表性論文可以參見尹鴻的《為人文精神守望：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批評導論》，《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金元浦的《試論當代的文化工業》，《文藝理論研究》1994年第2期；姚文放的《文化工業：當代審美文化批判》，《社會科學輯刊》1999年2期；張汝倫的《論大眾文化》，《復旦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等。在這裡，我批評性地提到了這么多著述，絲毫不意味著否定這些作者的學術成就。值得關注的倒是：這么有學術造詣的學者不約而同地存在簡單搬用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評理論的傾向，這恰好說明這種"搬用"幾乎已經成為中國學者的"學術無意識"，惟其如此才更值得我們認真反省（這種反省首先是針對我本人的，因為我也曾經發表過簡單地套用法蘭克福的批判理論分析中國大眾文化的文章，參見我的《大眾文化批判》，《文藝爭鳴》1993年第6期）。
本來，援用某種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問題是無可非議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個現代的中國學者即使在分析、清理甚至提出中國"本土"問題時，想要完全排除西方理論已經沒有可能（且不說是否必要）。但是簡單地譴責西方的學術"霸權"是無濟於事的（哪怕是出於反霸權的目的），重要的是必須意識到：西方的任何一種學術話語與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於真空中，都是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的產物，因而無不與中國的本土問題/本土經驗存在程度不同的錯位與脫節。如果不經轉換地機械套用，必將導致為了（西方）理論而犧牲（中國）經驗的結果。我並不否認中國的經驗或現實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中國的，但它更不可能是完全西方的。遺憾的是，當今大陸多數從事大眾文化批判的學者在援用法蘭克福批判理論的時候，恰好忘記了中國問題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論前提：西方的研究範式與中國的本土經驗必須形成良性的互動關係。由於中國的大眾文化批判沒能充分考慮中、西方社會文化的差異，因而也就極大地忽視了在當代西方歷史語境中產生的文化批判理論（包括法蘭克福批判理論）在學理范型、問題意識、價值取向等方面與中國社會文化現實的錯位與脫節。從方法論的?庖逕纖擔一個不爭的前提是：我們應氈從中國的實際問題出發創立或引用合適的理論，而不是從理論（不管是多么時髦的當代西方理論）出發製造或誇大中國的所?quot;問題"（據我所知，在參與大眾文化討論的學者中，只有徐賁先生比較清醒、自覺地意識到了法蘭克福文化工業理論的偏頗與不足，因而在運用這個理論分析中國問題時顯得比較謹慎。參見他的《評當前大眾文化批評的審美主義傾向》、《影視觀眾理論與大眾文化批評》等文。分別載《文藝理論研究》（上海）1995年第5期和《文藝爭鳴》（長春）1996年第3期。稍感遺憾的是，徐文以介紹西方的大眾文化研究走向為主，只是偶爾才提及中國的文化批評）。